在50年到57年，这中间人们可以自发的进行迁移，不被限制。

百姓都不傻，自然想要往城里跑，因为城里的基础设施比较好，而且城里更容易能找到工作机会，这就导致城市的人口大量的增加。

从52年的1,600万，增加到了72年的3100万。

城市有些不堪重负。

于是就开始想办法，制定政策，先是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对人口进行了划分，形成了初步的城乡二元户口管理制度，再接着就限制农民进城。

58年，《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这一条例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限制农民进城的二元户籍制度自此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这段时间，农村人想进城落户很难。

等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各城镇单位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开始争抢农村的劳动力，而且这个时候劳动力的管理权下放了，就是说地方招工不需要再经过上面的审批，于是城镇的职工人数又开始经历了新一轮的增加，达到了4,500万。

这段时间，农村人想要进城落户，找工作，相对而言容易些。

但短时间内增加的这些人口，又给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于是上面收回了劳动力的管理权限，并且颁布了《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规定各省市的招工计划需要上报，并且得到批准之后才能够实施。

与之相关的，还有《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文件的实施，指出要严格控制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但对城市迁往农村和同一级别城市之间的迁移则一律准许落户。

等到75年的时候，‘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这个条文也被删除。

农村人想要进城落户，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青年被鼓励下乡，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城市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岗位能够提供给年轻人就业，这些人留在城市里创造不了价值，而且还会成为隐患，于是就鼓励他们到乡下去劳动，创造价值，同时也是将隐患给排除掉。

而这些下乡的知识青年好多户口落在了生产队，成了农业户口，等再想要返回城里的时候，又得靠人脉，靠关系，靠机遇，等政策。

在城里有关系的，能通过招工、招生、招兵的方式回去，从农村户口变回非农户口，或者是父母提前退休，给孩子换取一个工作岗位的名额。

前几年，户口政策又稍微放宽松了些，可以花钱买城市户口，只是一个户口的名额价值也不菲，不是普通人能承担的起的。

“会被当作盲流抓起来？”苏敏经陆浩这么提醒，连忙问道。

盲流不是文盲，也不是流氓，而是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往后这些人有三个字可以称呼——农民工。

“抓不抓不知道，但肯定会有些麻烦，不如招江城市非农业户口的人来的方便。”陆浩说道。

“这姑娘很可怜。”苏敏看着自己男人，“刚刚跟她聊了会儿，她兄弟姐妹5个，平常吃饭都吃不饱，她成绩不错，但却早早的便没有上学，到乡镇上面的小厂子里打工，一个月才拿10块钱出头的工资。”

“后面那个小厂垮了，她没了工作，这才又跑到城里来，想要看看找不找得到工作，她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哥结了婚，日子过得也艰难，姐姐早就外出打工，跟着村里的人南下，去了有两三年，没有消息。”

“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学费也涨了，到处都是花销，我给她米酒和包子时，她都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