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省属企业的改制问题，谭国瑞采用的是最直接但也最有效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收购省属企业的台湾公司答应的5000万的安抚款迟迟没有到帐，这年头，下岗职工生计都成问题了，认钱不认人，管你是省长还是省委书记，不给钱，不让吃饭穿衣，打你丫的，反正老子烂命一条，怕个毛！

没钱，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钱是万恶之源，也是所有安抚手段之中，最直接最有效用的力量。没有钱，就是他这个省委常委、副省长在下岗职工面前一站，也双腿打抖，生怕被愤怒的人群冲过来打个鼻青脸肿。

台湾公司的安抚款为什么没有到帐，谭国瑞不清楚，也不敢过问，因为台湾公司来燕省投资，是范书记一手促进的。当时签定协议时，对方答应得挺好，负责安置百分之三十的下岗职工，剩余的百分之七十，每人补偿一定数额的安抚金，最后职工代表签字同意，算是皆大欢喜了。

谁知等企业改制了，职工全部下岗了，台湾公司在安置职工的问题上倒是履行了协议，但在安抚金上面，一拖再拖，直到今天还没有一分钱到帐。等米下锅的工人们不干了，开始闹事，就正好闹到了前来考察的人大和政协的代表面前，也让他大大地丢了一次人。

至于为什么台湾公司投资到位挺快，安置下岗职工方面也挺干脆，偏偏在安抚金问题上迟迟悬而未决，谭国瑞想不明白。他也约谈了公司的负责人几次，对方答复说和总部沟通，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他想施压又压不得，对方是范书记的座上宾，他不敢。对方对他客客气气已经不错了，就是不理会他，他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是范书记主抓的政绩项目。

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复杂，你是主管领导，但说了不算，每个大项目的背后，都有省委领导的支持，不是一把手就是二把手，你怎么管？让你管，不是让你找麻烦施加压力去了，而是让你解决麻烦去了。

尤其是当着全国人大和政协的老同志的面，他立下了军令状，如果解决不了下岗职工的问题，他没法交差。

但地方工作经验不足的谭国瑞又实在想不出太好的办法，幸好有人介绍了邵丁和他认识――开始他根本瞧不上邵丁，认为一个普通的副市长能有多大本事，没想到，邵丁还真为他出了一个不错的好主意――他听取了邵丁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平息了下岗职工的怒火，顺利解决了安抚金的难题。

拆东墙补西墙――台湾公司不肯出安抚金，谭国瑞就和对方谈，声称省政府愿意承担一半的安抚金，就是要求台湾公司务必尽快让资金到位。对方答应得好好的，还感谢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转脸就忘，钱还是一分钱也没有。谭国瑞只好退而求而次，调动燕省几家效益好的大型国企的资金，以充当台湾公司的安抚金的名义直接打入了台湾公司的帐户上，由台湾公司发放给下岗职工。

谭国瑞调动的是省里几家医药公司的资金，理由当然是暂时借用。医药公司不敢不同意，谭副省长就是分管医药行业的副省长。尽管谁都清楚，省政府拿钱去用，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了。

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谭国瑞想他是在为替范书记分忧，只要范书记不发话，没人会调查资金的来源问题。反正问题解决了，他的难关过了，范书记面上有光了，至于谁的东墙破了，谁的西墙好了，和他没有关系，他只要政绩，不管过程。

而且他最大的自信是，在台湾公司兼并的省属公司的过程中，他是清白的，没有拿对方一分钱的好处。对方曾经送他一张卡，他看也没看就退了回去。不是他不喜欢钱，是有些钱，他不屑于拿。

他不是贪得无厌之人，有自己的原则，为了争夺省长之位，不能让宋朝度抓住他的任何把柄。

谭国瑞整理好了相关材料，正准备向范书记亲自汇报一下安抚金的下放工作，却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说是邵丁来到了省里，他心中闪过一丝疑虑，随即又抛到了脑后。虽说拆东墙被西墙的主意是邵丁出的，但邵丁好歹也混到副市长了，应该懂得官场规矩，肯定不会乱说。

谭国瑞得知邵丁是前来送材料，更放心了，迈着方步前往范睿恒的办公室而去。他刚刚打了电话，正好范书记有空。别看他是常委副省长，平常想向范书记汇报工作，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此，必须抓住机会。

谭国瑞出门的时候，无意朝外面看了一眼，见邵丁的车正停在楼下，他还想，过一会儿汇报完工作之后，和邵丁见个面，总要适当地勉励一下，邵丁也算是个可用之人，他在燕省，还是人手太少了。

……只不过谭国瑞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一转身，刚进到范睿恒的办公室，邵丁从车上下来之后，迎接他的不是省政府秘书长陈海峰，而是省纪委的两位同志。

正是当年在高成松的授意下曾经提审过夏想的黄林和刘旭，号称省纪委黑白无常。

黄林板着脸：“邵丁同志，请跟我们走一趟，有些问题需要核实一下。”

邵丁脸色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