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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大明,太祖爷朱元璋的地位是神话级别的,谁都不会拿去与他相提并论。
就算是魏忠贤、客巴巴他们成天挖空心思想各种拍皇帝马屁的出发点,各种角度,各种词汇,却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想法从朱元璋这里作为发起点的。
太祖爷啊,哪里能随便乱攀比?
韦宝就敢拿朱由校去对比朱元璋。
“这个话不能随便说。”朱由校赶忙道:“太祖爷文治武功历史无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朕不足太祖爷之万一。”
韦宝点了点头,他早看出来这个朱由校其实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不少糊涂蛋,只是为人比较没能力,也比较胆小,遇事得躲在幕后,都由魏忠贤去办,现在找到了韦宝这把枪,情况不一样了。
朱由校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因为朱由校对于搞文字清查,并不是一无所知,在朱元璋手里,其实就已经有过先例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文字狱,其牵强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
只要他发现某人的诗文中,有自己忌讳的字词,或者认为有隐喻讽刺朝政的语句,便会将其治罪斩首。
整个洪武时期,因为文字狱而遭受斩刑的文士不计其数。
朱元璋出生寒微,当过放牛娃、乞丐、和尚,受尽人间磨难,饱尝世事幸酸。
后投靠红巾军领袖郭子兴参加元末农民起义,为了拉队伍、筹钱粮,干过一些打砸抢掠等不光彩之事。
能够从一个放牛娃一路打拼到皇帝,说明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当了皇帝之后,先前的卑微身份及不光彩的过往,与九五之尊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提及他的这些伤疤,更痛恨别人以此对其轻视与讥讽。
所以,朱元璋最忌讳和讨厌的是“光”“秃”“僧”“贼”“寇”“盗”等字眼,以及和这些字同音、谐音的字眼。
但是,他又没作出明确的规定,全凭他一时的心情和理解定罪,搞得大家无所适从。
很多文士因此无辜遭罪,稀里糊涂丧命,其罪名牵强滑稽,令人捧腹。
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了一个贺表来吹捧朱元璋,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而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的“光”字是讽刺自己曾经做过和尚,“则”与“贼”同音,是挖苦自己做贼,于是下令将徐一夔处死。
同样因“则”字被朱元璋处斩者还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因“则”被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因“则”被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因“则”被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所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因“则”被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因“则”被斩。
澧州学正孟清所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因“则”被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因“生”与“僧”同音被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因“扉”与“非”同音,“帝扉”被视为“帝非”,遭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因“道”与“盗”同音遭斩。
台州训导林云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因“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与“早失”同音,遭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因“殊”字被拆分为“歹朱”,有“杀朱”之意,且骂其“无德”,遭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朱元璋刑法严苛,遭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因“门”字少了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招贤纳士,遭斩。
兖州知府卢熊错把“兖”写成“衮”,被朱元璋视为对其不敬,故意鄙视其没有学问,遭斩。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视作骂朱元璋小狗,遭腰斩。
“韦爱卿,你来,咱们聊一聊。”朱由校拉着韦宝的手,对其他太监和宫女们,以及客巴巴道:“你们都下去吧,朕要与韦爱卿单独谈一谈。”
“是,陛下。”在客巴巴的允准下,其他人都躬身退下了。
客巴巴并不介意皇帝与韦宝走的近,客巴巴一直对韦宝很有好感。
魏忠贤要的是整个大明的权势,客巴巴其实要的很简单,她主要要宫里面的权势就可以了。
韦宝不会影响她的地位,更不会影响她的权势。
若是有某种可能,将现在的合作对象由魏忠贤换成韦宝的话,那么,客巴巴会很乐意这么做。
“韦爱卿。”朱由校道:“这里没有外人,朕想你放轻松一些,就将朕当成一个朋友对待,可以吗?”
韦宝赶紧道:“这,微臣岂敢与陛下以朋友相称?”
“不妨事,也没有外人。”朱由校温和的笑道。
韦宝暗忖,与皇帝当朋友,这是真的在赌博,皇帝都是心血来潮,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他们高兴的时候,怎么都好说,哪天一句话不对付了,自己不是找死?
“韦爱卿,你应该不少朋友吧?你的朋友都怎么叫你?”朱由校想从称呼上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微臣出身寒微,朋友是挺多的。”韦宝实话实说道:“回陛下,微臣的朋友都叫微臣小宝。”
“嗯,那没人的时候,朕也叫你小宝吧。”朱由校高兴道。
韦宝敢说什么,点头称是。
“小宝,你告诉朕,大明朝现在是不是出大事了?赋税年年锐减,内部到处是流民闹事,外部又有建奴连番挑衅,边疆不安,每年光是辽东军费就要四五百万两纹银。大明朝连年入不敷出。”朱由校问道:“小宝,你是探花郎,为人聪明机灵,想法子快,你有什么法子吗?”
韦宝暗忖,明朝的烂究竟烂在那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韦宝从来不认为明朝是最烂的朝代。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是有一些原因,陛下,微臣随便说说,陛下随便听一听,切不必以微臣的话为准。一、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二、两线鏖战的困境。三、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四、宦官专权与党争。这些都是现在大明面临的问题,而且是积重难返,积累了很多矛盾到陛下这儿。但陛下也不必过于担忧,微臣相信,只要肯励精图治,以后会好起来的。”韦宝道。
朱由校听韦宝这么说,又是担忧又是高兴,因为,还真没有人会像韦宝这样对自己说话呢。
韦宝并不怕朱由校听了自己的话以后会起什么不好的效果,他不信像朱由校这样的人,心血来潮听了一点治国方略,然后就励精图治变成明君了,不可能嘛,不可能那么快的。
“小宝,说的好,你详细说给朕听。”朱由校拉韦宝一起坐下,一副礼贤下士模样。
韦宝也不做作,就真的随皇帝坐在了御榻上。
韦宝将他自己对于大明现在的一些问题,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说给皇帝听。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崩溃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后世有人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这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当然,韦宝对朱由校分析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崇祯朝的事情,只是说假设建奴现在挥师入关会怎么样。
两线作战的困境,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