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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宝其实是自己没主意，他在决策的时候，有时候会灵光的神来一笔，但那都是建立在他知道历史的进程，并且知道后世的世界会往什么方向发展的基础上的。

至于眼前的很多具体事务，韦宝并没有超群的才智，很多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韦宝一直注重发展团队，培养团队。

“是，总裁。”林文彪立刻答应着下去了。

杨雪、熊欣儿和左国柱本来要去海商会馆的人给他们安排的上房歇息，却又被韦总裁叫了过来。

三人听完情况。

左国柱先开口：“这事不好办，山东巡抚是有很大权力的，并且与魏忠贤关系很不错，他如果故意捣乱，我们文不见得比的过他们，武更是肯定比不过他们。”

“比文，我们不怕，总裁是皇帝面前的红人，比武，他们未必敢动武！就冲他们敢带上千兵马到天津卫来，就可以参劾他们！”杨雪不以为意道：“咱们设立海防总督衙门是有圣旨的，他们敢阻挠圣旨吗？他们顶多也就是背地里搞一些小动作。”

“擒贼先擒王，既然知道刘养噩和李精白已经到了天津卫，就把他们先控制起来。”熊欣儿更狠。

杨雪是外刚内柔的个性，而熊欣儿正好相反，她是外柔内刚，这点与王秋雅很像。

韦宝淡然一笑：“就算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也一定会找到借口推脱不肯来见的。杨雪说的不错，动武，他们不敢，他们顶多偷偷搞破坏，咱们只能与对方斗智。”

“这样的话，不如先不管他们，咱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办吧，一面设立海防总督衙门，一面将天地会的钱庄改成海防钱庄。”左国柱道：“看他们打算怎么办，然后见招拆招。”

韦宝点头：“估计对方也是这么想的，在等我们出招！那咱们就陪他们玩玩。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上的申请办海防钱庄的奏本，并没有批下来！这个事情太大了，大明还没有官府开办钱庄的先例！所以，魏忠贤应该是等我自己弄，弄好了，他有利可图，他就会批，弄差了，他就会驳回，与他无关。可我们要是弄不到银子，就没有办法遣散几万大军。”

“遣散大军，大概需要多少银子？”杨雪问道。

“一共计划遣散十万，蓟辽和辽东五万，山东五万，先算山东这五万，先不管蓟辽和辽东的人马，五万人，一个人至少要五十两纹银，得给他们补足一年的俸禄才行，五万人就至少需要二百五十万两，这还是最起初的，若是想在旧军队中找到人支持我们，我们必须还要算上一部分银子，这部分银子，甚至要比必须给出去的遣散费更多！两者相加，至少需要五百万两！这还不算完，海防总督衙门，还有修造天津卫海港码头，建造船坞，赶制大船，这些都要银子，不下于五百万两纹银，加起来，至少是上千万两纹银。”韦宝道。

“上千万两纹银？”杨雪、熊欣儿、左国柱都被韦宝吓到了。

大明一年的赋税才几个钱？这等于大明三年多的赋税啊！

当然，如果不是这么困难，魏忠贤也不会同意韦宝设立海防总督衙门的要求，任何改革之前，首先要想到的就是银子！

韦宝也不光是只出银子，他自然也有进项，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广大地区都归他管了之后，他的权力增加了，能够变卖的国有资产就增多。

能卖的官位也更多了。

这么大一片地区，相当于一个半省份呢。

税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封建国家统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而货币作为主要的支付手段，对于稳定国家的金融只需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统治者十分重视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方面的立法。

明朝的赋税种类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税、人口税和商税。

明朝的土地税和人口税以黄册和鱼鳞册为征收依据。

黄册是登记全国人户的户籍，因上交户部的一份为黄色封面而得名;鱼鳞册是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后绘制的图册，每家每户的的土地位置、大小、形状等都在鱼鳞册中标注出来，由于田图状似鱼鳞，因以为名。

明朝初期，基本沿用唐宋以来的两税法。

夏季所征称夏税，限当年八月纳完；秋季所征称秋粮，限第二年二月交清。

一般纳税以实物为主，除了米麦等之外，还可以钱、钞、金、银等折纳。

明朝中期，由于赋役苛重，百姓多有被迫逃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陷入危机。

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赋役不均和征收混乱的税制弊端，首辅张居正开始推行“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在于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各种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一条鞭法”的推行，在中国古代税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将过去的所有税目合并为一条，并将徭役折银摊入地亩，既简化了税收名目和征收手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较大地削弱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又由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商税是明朝税收的另一大重要的来源，主要包括市税、关税和舶税三种。关税，又称“通过税“，是指在商人比经交通要道设关立卡，征收通过税。

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开始在水道上设立关卡，征收船料费，按船之大小长阔，定其税额。

对于关税，明初市税基本上按三十取一和“凡物不鬻于市者勿税“的原则征收，但到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施行钞法，商市从门摊向市肆发展，才课税于门肆门摊。

明初对各国舶货免征舶税，至明穆宗隆庆年间松开海禁后，才实行舶税制。

为了加强对商税的管理，明律还对匿税者规定了刑事责任，大明律规定：凡城镇乡村的商贸集市和海港码头，都由官府设置的人员专门管理；凡客商匿税及酒醋店铺不纳税者，笞五十，货物一半入官。为了奖励告发偷税漏税者，还将没收货物的十分之三给予告发人。

对客商船户发给“印信”、“文簿”，登记其籍入官。

此外，明律要求承办茶盐专卖的商户年终纳齐商税，否则，以不足数额的多少分别给予笞杖刑的处罚，并强制完税纳官。

韦宝有了这么大一片地区的管理权之后，可以把赋税和商税，还有租用船只，海运的运费，都放到海防钱庄收取。

这样的话，海防钱庄可以预收很多银子！

韦宝不但可以预收银子，还可以正式让天地会纸币进入关内时常。

明代对内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十分发达，不但重视国内税收立法，而且对外商载货入境做了严格的规定。

在明朝以前，历代都有货币管理规定，而且铸造和印制货币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国家的手中。

任何危害国家货币制度，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打击。

进入明朝以后，商业活动更为活跃，货币流通量增大，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作为支付的手段。

为此，《大明律》首次设立“钱法”、“钞法”专条，确立了宝钞与铜钱并行使用的制度。

按照其规定，各种钱币并行使用，不得重钱轻钞，违者处杖刑；伪造宝钞，不分首从，一律处斩，没收财产；窝主、知情者、使用者与伪造者同罪；描改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私铸铜钱者处绞，匠人同罪。甚至还严厉打击私自买卖废铜的行为，违者各笞四十，以防止伪钱的铸造。

这些法律规定，对保证国家货币的正常流通，稳定经济秩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英宗正统年间，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

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

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

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

嘉靖八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

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明万历五年，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

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

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明王朝建立后的百年间，国内农业生产获得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中后期，即15世纪以后，国内城市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