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全部归附的北方少数民族尽入卫所军伍，早期通行做法是“以少壮者隶各卫为军，俾之屯守；老弱隶北平为民，从之。

属民者也基本上是卫所代管民籍，而迁居中原及南方内地卫所者则基本上都是卫所军籍。

明政府针对蒙古贵族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有的就地安置，有的移居京师，还有一些则在随军征讨过程中迁徙分布于全国各地。

就近安置是朱元璋首先考虑的，西北陕西都司及行都司，山西都司及行都司、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和辽东都司都是达官的聚居区。

在辽东，洪武二十年六月，纳哈出率其部下二十余万人归附明朝后，朱元璋决定“其本管将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顺水草以便牧放，择膏腴之地以便屯种。

如北平、潮河川、大宁、全宁口、南口北旧居之人立成卫分，与汉军杂处，若沈阳崖头闾山，愿居者亦许与辽东军参住，以便耕牧，务令人心安乐，不致失所。

这批归附的少数民族将领后来迁播分布非常广泛，南方诸省皆有分布，但大部分仍在北方。

洪武二十二年，“置泰、朶颜、福馀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

稍后的永乐元年，“三卫来朝益求内附，因改封宁王于南昌，移行都司于保定，而以大宁全地与之。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

由于明代整个东北地区是没有行政机构的，那时居民，主要是蒙古人、女真人和汉族人，自然就成为卫所系统所辖的一部分了。

在西北陕甘宁地区，废原来的地方编制，建立土卫所的情况比较多。

原来的官员被任命为卫所官员，称“土达官”，原来的士兵则被称为“土达”，如元万户把丹据平凉，洪武初归附，授平凉卫正千户。

部落散处开城等县，仍号土达。

据《皇明九边考》，“达官达舍多安置真保河间等府”，这里成为达官军居住聚居区，定州卫的达旗军余达1897名。

隆庆二年，保定卫将各处达官军合为忠顺营，以加强对他们的管理。

南北直隶是蒙古族官军迁入的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地区。

明代九边各镇蓄养蒙古夷丁是个传统，大致从嘉靖年间明军将领广泛开始蓄养家丁起，边境将领就开始有利用蒙古人收为己用的现象。

蒙古夷丁擅长弓马骑射，是非常优秀的兵源，配以明朝的武装和训练，组织起来就是一支精骑。

万历辽东名将李成梁的手下就拥有蒙古人充当家丁，不仅如此，就连努尔哈赤也有一些史料说他曾作为质子充当过李成梁的家丁。

一般来说夷丁主要来源是内附蒙古人，如辽东天启年间内附的桑昂部就被编成了降夷左右营，一直活跃到松锦大战，当然也有被明军俘虏后收编的蒙古人。

这些夷丁往往会由各镇各营将领亲自带领，作为战场中的精锐骑兵使用。

如万历总兵麻贵带200夷丁入朝，打的日军连鸟铳都不及放就吓得逃跑。

宣府总兵侯世禄带夷丁援京，祖大寿每战必带降夷，明亡前夕，吴三桂也有战力超群的数千夷丁，被崇祯群臣一度当做救命稻草。

崇祯时期，蒙古夷丁在农民起义战争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如从山海关调入内地打农民军的祖宽祖大乐所部即“养曳落河为摧锋”，祖宽本人就是蒙古人，其作战能力被卢象升称赞不已。

杨嗣昌本人任山永巡抚和宣大总督时也招募过很多蒙古夷丁，仅山海关一镇即达万人。

另一方面，随着明末九边的失控，大量原九边明军中的夷丁也随投降明军进入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加强了李自成的实力。

蒙古人在明末不仅仅加入了明军和农民军，更多的则直接成为了清军八旗的力量。

天聪年间，随着皇太极对蒙古的征服，蒙八旗随清军征战事实上与汉八旗一起已经成为了清军的主力。

每次作战，汉八旗使用火器以步战为主作为前锋，蒙八旗以骑兵为主立于汉八旗身后两翼冲突，满人往往躲在最后并不主动出动。

在明末的各方混战中，蒙古人因为各种原因，分别隶属不同的势力充当了作战力量，被利用自相残杀。

17世纪之后，不仅仅是蒙古人，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一蹶不振，这不是偶然。

因为自17世纪之后，西欧人的发明和思想，开始在距离西欧最遥远的东亚传播，换而言之，已经在全世界推广开了。

西欧人的发明中至少有两样东西，永久性的改变东亚历史。

新式火器火枪火炮的成熟，使得农耕区的主体民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周边蛮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如果蛮族用冷兵器对抗，则不是火器的对手。

如果蛮族也用火器，则战争演变为排队枪毙，比拼的是人口和资源，胜负不言而喻。

所以17世纪之后，全世界的游牧民族都一蹶不振。

高产作物高产作物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美洲的玉米、土豆、向日葵、番薯等物。

这些作物未必真的高产，但是适应性强却是肯定的。

这些作物的传入，使得农耕民族在草原、高山、荒岛等周边偏僻地区的耕种和生活成为可能，农耕民族开始进一步挤压周边蛮族的生存空间，周边蛮族失去了既往的独立性，纷纷开始被主体民族同化。

韦家庄和辽南从去年开始就大面积种植了这些高产作物，否则韦宝养不活六七百万人口。

事实上，满清所谓十全武功，不是满清独有，而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整个亚洲都在做。

也正因为如此，满清在面对准格尔、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时候，能用火器击败他们。

韦宝一直认为清朝对蒙古、西域等地的征服有个人的奋斗，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近程。以及，更要承认这背后的代价，和早已暗中标注的命运的价格。

满清对蒙古、西域等地的征服，是出于满蒙同盟的考量，是超越经济价值的政治利益，其本身也是少数民族的身份，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但韦宝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因为韦宝肯花时间研究蒙古的局势，不像大明之前，不愿意对蒙古深入了解。

韦宝认为搞定蒙古人，最可以借鉴的肯定是建奴的管理思路。

建奴管理蒙古人的决心和动力，也不是汉人王朝能比的。

因为汉人王朝没有“满蒙同盟”这种关键性的政策。

强大如大明，完全看不上关外这些势力。

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

异族统治给华夏带来好处不少，带来坏处，其实也很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自17世纪以来的停滞，皆源于此。

康熙打到乾隆，清廷在关外的问题才算是真正搞定，打了好几代人。

况且清朝比较按套路出牌，之前汉唐也是一样，对付漠北从来都是拉一派打一派，和亲什么的很多时候只是缓兵之计，分化之后逐个击破，长时间弱化才是真正的高明。

明朝那种一股脑的全算蛮子，在韦宝看来，这真的不是聪明的做法。

明朝这个套路的结果就是鼎盛时期追着游牧打，稍微一衰落了就被游牧堵在关里出不来。这里拿另一个例子，同样是东北部落起家的辽和金，对漠北游牧的态度，辽就是比较温和的态度。

大棒加萝卜，统治的同时也给与一定帮助，辽被灭，被击败的耶律大石在蒙古人那里依然能获得尊重和馈赠。

而后起的金则完全大棒政策，对漠北游牧减丁计，定期屠杀，最终什么结果呢？金衰落，蒙古崛起后对女真进行了彻底的屠杀。

清朝对蒙古其实也不能说没有耗费大量精力，至于为什么效果比明朝政府为好，韦宝总结一下，大约有几个方面原因。

清朝是继承明朝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而建立起来的，这份政治遗产中就包括了一个被明政府搞得残破衰败的蒙古。

有明一代，蒙古经过长年累月的内部争斗以及与明王朝的一系列战争，在明朝末年已经构不成对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了。

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就极为重视对漠南蒙古诸部落的征服控制，满清在那个时候就不断对漠南蒙古用兵，打垮了林丹汗等蒙古敌对势力，威慑蒙古诸部；又通过联姻、建设蒙古八旗的怀柔手段，与蒙古诸部建立利益同盟。

可以说，早在清朝入关前，满情就通过剿抚并用的手段，就此控制了漠南蒙古。

清朝入关以后，摒弃了前朝对蒙古诸部的羁糜朝贡政策，而是将漠南蒙古像中原各省一样，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的管理统辖之下，使得中央对蒙古诸部的控制得到强化，同时也加强了蒙古诸部落尤其是漠南蒙古与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人口交流。

这使得蒙古诸部陷入各自为政的状态，对于中原王朝的经济、政治依赖加深。

火器的发展和普及导致了以骑兵见长的蒙古部落军事力量的严重衰退。

依靠野战、骑射起家的草原民族已经无法用骑兵优势动摇中原王朝的统治，这一点在清王朝对漠北蒙古的征服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康雍乾时期对于开疆拓土的执着，对于准噶尔等漠北蒙古的侵扰，并没采取消极防御策略，而是主动出击，组织军队对青海、新疆等地区的蒙古部落进行远征，防患于未然，有效阻止了准噶尔等蒙古部落的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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