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此时契丹其实已经把汴梁和中原打了下来，比靖康之变早了180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曾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

可见本来已经打算要做中原之主了。

只是契丹自己的统治术不过关，在中原“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结果激起大规模的起义。

辽主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这才逐渐撤回北方。

很多人都说，赵匡胤这么雄才大略之人，怎么会想出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这样自废武德的馊主意。

这就不难解释了，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威胁的不止是皇权了，而是中原王朝本身的生存，如果不是契丹自身有些问题，中国说不定就跑步进入辽朝了。

特别是如果把唐、五代、宋看作一个整体，就可以发现，之后历代王朝各种颇为人诟病的缺点，往往其实出于吸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初衷。

比如宋朝禁军坑，这事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更不可能不知道。

卫所制的设立，其构想就给人一种是不是想复兴李世民的无敌铁骑的印象，结果用过了才知道，支撑军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军户纷纷逃亡，最后还是要回到募兵。

石重贵停止对契丹称臣时，李崧劝曰：“屈身以为社稷，何耻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与契丹战，于时悔无益矣。”

这句话既然上了《资治通鉴》，宋主肯定是听进去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嘛，结果宋朝倒是够能忍，忍大金一直忍到蒙古人打过来。

宋朝的历史教训，都是投降派坏了事，要不是屈膝投降早恢复中原了，皇位上放头猪都比投降派强，这种论调，大明君臣更不可能不知道。

于是明朝就来了个打死不议和不和亲不纳贡。

大明亡在外交太僵化，饥民遍野了还多线作战，上上下下无一人敢承担议和就是罪人的骂名和压力，当然又是因为宋朝做得太过了。

归根结底，那就是清谈误国。

于是清朝又学到了，又来了个君主专制巅峰，以至于万马齐喑。

归结起来，传统教科书说安史之乱是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种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此后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中原王朝开始如同着了魔一般，不断地对前朝政策矫枉过正，自身纠错能力似乎开始减弱了，而无论哪种新制度和政策都难以再做到把国家统一、政局稳定、军事强大和技术先进较为完美的结合起来。

别说以前的朝代，就连已经在消灭了封建制度的现代生活了几十年的韦宝，来到了古代之后，依然是一脸懵逼，时常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做什么，很多时候是没有方向的。

韦宝也不知道自己想象中的资本主义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君主立宪制，最后能搞成什么样。

会不会因为搞垮了历史，把自己一并埋葬掉了。

长期以来，殿试只是皇帝主持考试，明代很多皇帝对于这个不感兴趣。

一般出题都是内阁所拟，但是崇祯皇帝却自己重新做了一篇策问。

在策问里他提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

官员腐化、士风败坏，用什么方法能够改变士风，让官员变得清廉，德才兼备。

满清地小民少，一旦起兵，居然本朝打不过，这是为什么。

现在对付他们有什么策略。

农民起义蔓延，国家财政没有钱，又要体恤百姓，又要养军队，有什么办法能够两全。

屯田和治理盐税制度，是解决财政的办法，为什么不见成效。

河套问题、起义军和海寇一直作乱，加之水灾和旱灾，怎么消除。

为什么文武分隔，如今牢不可破。

这也是明朝末年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时比较紧迫，急需解决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看到崇祯皇帝早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是他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和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只有23岁。

其实这些问题最应该由当时的内阁成员和六部大臣们商量考虑，但是内阁成员的表现如何。

早期的成员周道登，崇祯帝问他，为什么宰相要用读书人。

他一时不知道回答，就说要回阁中查一查书才能确切的回答。

崇祯帝又问，近来文章里总是提到情面，这个情面是什么意思。

周道登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弄的左右的人等都憋不住要笑出来。

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位执政最长，揣测帝心，搞斗争很厉害，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基本上没有。

关于贪污腐败，因为明朝正常的俸禄十分低，从海瑞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使得大量的官员贪污腐败，而且贪污这种事的情况就是搞了一次，停不下来。

崇祯帝早期一直讲文官不爱钱，当时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一疏，把这些情况说明了一些，崇祯帝觉得很满意，想提拔他，结果吏部尚书王永光给了一个建议，让韩一良指出最严重的事件，要重惩贪官，韩一良不敢说，最后拿几个被打倒的阉党做例子，崇祯帝十分愤怒，但是最终还是放过了韩一良。

此后崇祯帝试图依靠特务机关来打击贪污，结果是这些个特务机关也是一样。

时人记载，崇祯中期的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每缉获到州县官员送到京城的礼单就故意把收受双方的名字泄露给当事人，然后挨家索贿，直到满意了才罢手。

东厂也是同样，有一个知县送了24两银子求翰林胡守恒撰写一篇文章，被东厂侦查到，去找胡守恒索贿。

胡守恒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为了避免麻烦，还是送给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才销了灾。

面对满清，继承皇位的崇祯皇帝只有17岁，驾崩时只有33岁。

他的主要对手皇太极是34岁登基，而且是一个极其老练的政治家。

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部对于当时赶往京师勤王的军队不知道如何派遣，户部为粮饷着急，工部一时之间备不齐器械，袁崇焕被捕后，祖大寿和何可纲居然带着部队逃回山海关外，满桂与清军战斗时，城墙上边发大炮配合他，却误伤满桂的部队，满桂也受伤。

这一切把明朝的虚弱展露无遗。

其实关于气候，人口的大量增长和气候造成的农业减产，最终变成了大饥荒，而当时的政府拿不出任何办法。

崇祯元年陕西大饥，饿殍枕藉。

懋才奉命入陕调查，见故乡吃人的惨景，五月十八日上报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日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熟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遣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抚臣岳和声，引盗赈饥，捐俸煮粥，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且有司束手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次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

韦宝每每看见饥饿的老百姓流离失所都很难受，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流泪。

并且也会为人民生活之艰难而难受，这完全是一副末日景象，但是政府还是要他们交粮饷，他们怎么会不造反，怎么会不起义。

政府也有难处，东边的满清，西边的起义军，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

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

内外交困，一个贪污腐败而又毫无能力的政府机关如何去解救这些民众。

满清来了之后，又是战乱，屠杀，人民是真的很有韧性。

崇祯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想问出答案，他自己有没有方案实在是不知道。

崇祯一朝五十相，更换频繁，但是前期像阉党，必须去掉，再比如周道登之流，也要去掉，问题是这些人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在哪里。

比如很多都是成基命这样的，对于时局无补。

在非常时刻，成基命证明自己是一名理智的顾问，但他稳重的政治理念不符合毅宗求治的急切心情，因此难以在朝局中立足。

在东林后起钱谦益、重臣钱龙锡相继去职的情况下，缺乏领袖之才的成基命无法博得毅宗的信用，最终使得崇祯初年富于东林色彩的内阁一改旧貌。

其人生性宽厚，对党争对手也怀仁心，但于晚明时局无补。

除此之外的党争不断也是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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