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质疑，尤其对“允执厥中”的看法，让刘炫一时间哭笑不得，对方以中原（河南）方言来解释，他无法引经据典来反驳。
允执厥中，多么玄妙的四个字，结果被杨济这么一解，刘炫满脑子就是河南州郡当地人说“中”或“不中”，上古圣人那光辉形象，瞬间崩塌。
刘炫当然不可能认输，还是坚持“允执厥中”的通常注解，但杨济的质疑很有效果，听众们已经在窃窃私语，许多人都已经出现了动摇。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发了芽，就再不可收拾，刘炫对十六字的解释听起来有些勉强，尤其最后四个字，不是正面反驳，而是照本宣科，这更助长了听众们的疑惑思绪。
杨济的进攻没有停止，他用明代梅鷟《尚书考异》的内容，继续对《尚书·大禹谟》质疑，目标是这篇书中的两句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先生！《尚书·大禹谟》之中，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
听得杨济说到了《春秋左氏传》，许多听众面面相觑，今日因为是刘炫讲《尚书》，所以他们即便带了书，也都是带《尚书》各篇，哪里有人会带《春秋左氏传》。
所以这就是考验各自功底的时候，奈何许多人还没做到烂熟于心的地步，手上空空，脑袋也没有详细内容，思绪根本就跟不上辩论双方所说的内容。
杨济用典，说的是鲁庄公八年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联合围攻郕国，郕国哪里顶得住，便降了齐军，鲁国士大夫仲庆父得知后，请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
《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所说？
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杜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
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
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看到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臣，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而是认为这位所看古文《尚书》有错漏，导致出现了误会。
杨济的质疑，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泰誓》。
《尚书·泰誓》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杨济直接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听众席里，满头大汗的孔颖达极力回想着，他看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可是不算太熟，手上又没有书，无法向辩论双方那般各种经典信手拈来。
果然，我还是书读得太少了！
孔颖达在纠结，而旁边的萧瑀也在纠结，他是读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却实在想不通杨司马举这个例子，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心乱如麻也就罢了，还有宇文理在旁扯后腿，见着这位不住问，萧瑀无奈的低声解释。
杨济所说《左传》中的事件，发生在东周王室“王子朝作乱”之时，周国王城后来有了东西两个王，王子朝居于东城是为东王，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南宫嚚、甘桓公。
某日甘桓公等人又去见王子朝，刘子（刘召公）很忧虑，觉得这些人又要鼓动王子期做坏事，苌弘劝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接着他引用《尚书·泰誓》中武王之语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
“啊！我知道了！”
萧瑀说着说着脑袋忽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问题的关键：苌弘的说辞里，有“同德度义”四字，这是苌弘所说，并非武王所说。
而梅赜所献《尚书·泰誓》之中，是把“同德度义”作为周武王言论记载的！
《尚书·泰誓》在东周时便已有了，那时的人知道“同德度义”不是周武王言论，为何声称源出一体的梅赜《尚书·泰誓》，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萧瑀想到这里，懊恼的挠着头：“我如何就没想到，如何就没想到，书还是读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