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感慨道。

事实上治河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很可能是不要命的张浚，之后是山东府学几百个先生和学生提供的智慧。他们走遍了北方水系，探索了很多稳定的河渠，寻找经验。比如他们会去探索为什么黄河上游就比较稳定，最后认为是水流速度够快，泥沙不易淤积。因此建议挖深五丈河，但不加宽，提高堤坝，让水流加快。让五丈河不易淤积，将泥沙都冲进梁山泊。

这应该叫做束水攻沙，历史上到了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才找到了这个办法。到了现代更是大规模运用，黄河泛滥就变得少多了。

现在这种经验，已经在山东许多连同黄河的小河流上运用，在一些河段修建堤坝，每年放水冲沙，逐段将泥沙冲击到海里，比人工清淤更加高效。

“没准不久就是宰相了！”

李慢侯感叹道。

晏湲是拿他当了给朝廷的投名状。因为这几年，晏湲虽然在江北经济上，跟东藩集团深入对接，江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稳定金融体系，流通金银钱票，已经取代了过去的粮票、盐票，大量积压的粮食和食盐流入市场，粮价和盐价都下降了一些。

可是晏湲是要拿好处的，每年索要的水火钱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一百万贯已经涨到了三百万贯。不答应他，他就要自己印发纸钞，通过印刷粮票、盐票的经验，他具备构建纸币体系的能力。

一旦失去江北地区，燕王纸钞的信用就会大受影响，关键是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就会崩溃，这个风险李慢侯冒不起，因此才一次次让步，印钞的利润都快被晏湲榨干净了。

晏湲理财的手段是不错的，不但大量引进东藩经验，关键是他曾经跟李慢侯学到了一套管理哲学，他自己也在摸索。江北朝廷控制的地区，大多数都比较富庶，比如扬州到开封这条运河线，商业十分繁盛。晏湲给每个州的知州都下放了大量权力，让他们可以自行摸索，寻找最适合当地的管理办法。各城的商税都可以不同，但大多还是以地税为主，以为这确实容易征收，方法简单，一座城有多大，这是跑不了的，税率多少，税额就是可以计算的。以前土地财政上，权贵隐匿良田，地主诡寄土地这些办法都不好使。

所以晏湲管理下的江北财赋十分宽裕，岁入高达三千万贯，其中一千万贯都拿出来治河，一千万贯作为运作经费，还有一千万贯上交给了朝廷。要不是晏湲有浓厚的轻徭薄赋思想，事实上运河沿线的商业城市，可以让他榨取出更多的税收。比如扬州，如今最高不过三百万贯，可人口高达一百五十万人。人均纳税两贯钱，李慢侯在齐州每年征税一百万贯，可齐州才三十万人，人均比扬州还高五成，但齐州的商业发展也好，手工业发达程度也好，地理趣味油水也好，都是赶不上扬州的。

由于每年能打出大笔税金上供朝廷，还能稳定平衡东藩集团，南制江藩集团，西接西藩集团，所以晏湲入相的呼声变高。江北官僚集团，已经以他为首。唯一制约的是，他一走，换一个人能否平衡好朝廷跟江北藩镇的关系。

尤其是跟西藩集团的关系，最难处理。虽然燕王李慢侯代表的东藩实力最强，可要说跋扈，吴阶为首的西藩集团最跋扈。西军本来就不讲理，吴阶兄弟后来收复了整个陕西后，大有一口独吞关陇，闭关自守的态势。

当时险些跟朝廷兵戎相向。那是在李慢侯南下不久，朝廷从陕西撤回了大量官军之后。吴阶兄弟在稳住西夏之后，向华州一带发动了总攻。刘豫集团在没有了西夏人支持之后，手下不是叛逃，就是溃散。华州到潼关，全都落入了吴阶手中。

这时候大量朝臣纷纷反对吴阶独霸关陇，张浚虽然罢官，但他的门生故吏很多，张浚鼓动他们反对。

不止是张浚，很多人都能认识到关陇的重要性。尤其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自古就是帝王基业。这块平原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方关隘，再加上北边黄河，南边秦岭两道天险，地理版块十分优越，谁得“八百里秦川”谁得天下，古往今来十个朝代有九个都是这样。

于是大批官员纷纷引经据典，论证“自古帝者必居上游”的道理；唐代杜佑说“夫临治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一时间，朝堂上，进兵关中的呼声压倒一片。

可当时李慢侯退兵不久，岳家军、韩家军已经崩溃，无力北上。江藩集团的藩兵，也都全部退回，担心天下大变，守江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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