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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了陈首辅一样心思的臣子们，纷纷大骂郁董有错，一时朝堂上沸沸扬扬全是责备郁董的声音。（WWW..l）最后崇祯皇帝只好亲自上阵，下旨说郁董功大于过，这次就不追究了，然后还严令两外两路援军加紧行军，同江北军一起给开封迅速解围。

跟着众人一起山呼万岁后，陈演又跟着退朝的人群一起走出皇宫，今天这些臣子都认为自己表现的不错，为了朝廷的大义据理力争，没有附和皇帝的举止也就不会被御史弹劾，更不会被皇帝在将来用做在郁董或江北军问题上处置失当的挡箭牌。至于最后的决议，也没有人回去用行动反对，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行为是里所应当的，只是皇上既然不分功给臣子，那也不要指望臣子出力。

“元辅，若是郁帅此番成功，下官以为可以保举他为江北提督。”

“元辅，郁帅劳苦功高，圣上为何不赐下金币、锦衣？将来若是有余暇，便是招入京师兰台赐宴也不为过啊。”

说话的人很多，陈演记不得都是谁说的什么话，但这些人无疑都要他抢在崇祯皇帝之前把这些话说出来，这样臣子们才能支持。若是不小心被崇祯皇帝抢先说出来了，那大家只好反对到底，虽说太荒谬的事情皇上还是会看出来并且拒绝下旨的，但有些不是荒谬到极点的错误，皇上就会执行下去。

比如河南大旱，朝议要赈济灾难、减免河南赋税，有南京的地方官说此时江南也有灾――当然了，大灾、小灾哪朝哪代不会有一点？所以要免一起免。

当时陈演还不是首辅，只是一个普通的朝臣，听到这个胡说八道的奏章后，他在心里痛骂道：这么荒谬的说法居然也敢堂而皇之地送到御前！一会儿元辅和阁老们开始骂时，我要跟着一起骂。

可是第一个开口的是崇祯皇帝，他觉得这道理很难反驳，所以说既然都有灾，那就都不必免了，也都不必赈济了。

陈演心中又是一片抗议之声，并且暗暗发誓：一会儿当首辅开始反对时，我要跟着嗡嗡。

为什么之前要跟着一起骂，而后一次只能跟着嗡嗡呢？因为对南京的收税涉及到很多东林集团成员的利益。虽然自己也是东林集团的一份子，但是陈演觉得有些时候还是要以国家为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他不是首辅、不是阁老，这份奏章既然是南京的东林官员启奏的，那还是由周首辅开这个口更为稳妥吧，毕竟在朝堂上他是首辅，在东林内，他是多年来无数东林士人的座师。

不过周首辅没有反对，他赞同了。当时陈演在心里对周延儒又是一顿痛骂：真是懦夫、大懦夫，这么荒谬的决定你居然也会表示同意。

其他的朝臣一个接着一个，都表示同意，陈演也同意了。河南不会得到赈济，而赋税仍要继续，只是因为――崇祯皇上希望靠这个封住南京地方官的口。“皇上不会真的不知道这个主意有多荒谬，或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鉴别真受灾、假受灾和大灾、小灾吧。”陈演当时心里如是想着。

一次又一次，每次陈演都想在首辅表示反对后跟着嗡嗡，但每次首辅都没有对那些荒谬的决议表示反对。“真是懦夫。”陈演每次都给出这样的评判，下朝的时候，陈演时常会趁人不注意，或是周围人正七嘴八舌地给首辅出主意时也跑到首辅身后，发出一两声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建议，希望首辅下次上朝时能够把它说出口――反正这么多人都在说话，首辅也不会记得是谁说的，同僚也不会知道是谁提出的建议。

日复一日，陈演已经不准备跟着嗡嗡了，因为首辅是肯定不会在任何有利东林利益的提议上表示反对的，在这种问题上附和皇上也没有关系――不会有御史骂；其他问题一定不能附和皇上――御史还等着骂人的素材呢。

背后还传来乱哄哄的人声，陈演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那些各种有利于国家的提案他不知道是谁说的，也没有心情去记。

“温体仁，不是我们东林的人，一直替圣上遮风挡雨，替圣上办他相干但是不好意思干的事情，在圣上想获利的时候替圣上抗下不想挨的骂。周延儒送了曹化淳一笔银子，让他对圣上说温体仁结党，圣上就把温体仁罢免了。很干脆、很痛快，完全没有记起温体仁多年的效劳，而是很高兴这个人带走了全部骂名。然后呢……然后就是北虏入寇，周延儒硬是把在通县的惨败说成自成祖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捷，圣上因此去太庙献捷，而百官人人喜形于色，人手一篇给太祖高皇帝的锦绣贺文，好像真是什么大捷一般……最后周延儒也被罢免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倒霉的嘛，自古坐上宰相这个位置的，能被罢免然后高高兴兴的回乡，就算命不错了。”

打倒了周延儒当上首辅之后，陈演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要比周延儒强，而所谓的强就是不把惨败硬说成大捷。很久之前，陈演的理想是在首辅反对时跟着嗡嗡，哪怕是触犯东林集团的利益，他仍然要跟着嗡嗡，但现在，他可以反对了，但朝堂之上的风气仍一如以往：“就凭我身后这批懦夫，我要是出来反对的话，他们是绝对不敢跟着嗡嗡的，我会成为孤家寡人被打翻在地的。如果我不坐在这个位置上，再来一个谎报军情的周延儒，那圣上受到的蒙蔽更多，至少现在他还能知道真相，有机会做出正确的决断……”

……

“事事忧人啊，”这是侯洵最近的口头禅，作为在一线负责指挥的督师，他比朝中的大臣们更能感到闯营的压力：“事事忧人啊。”

最近灾害比过去几年好了一些，但大明并没有从中受益很多，倒是相反对义军极为有利，大明的吏治和军队中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侯洵还记得天下刚开始烽火四起的时候，一纸招安往往就能让大批的叛军束手就擒，或是抽调几千边军，便能把流民杀得血流成河。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义军中的底层士兵或许还幻想招安，但他们的首领却已经有了夺取天下的雄心，而他们的军队已经不是明军能够匹敌，镇东侯的新军已经是朝廷的最后希望――不过真的是大明的救星么？对此侯洵心中也是疑云重重。

十几年前，侯洵第一次奉命来河南镇压叛乱，那次的起因很简单，首先是一场水灾，地方官吏请求赈济和减免赋税，不巧的是当时温体仁和东林的激烈争斗正处于紧要关头。温体仁是东林的死对头，他在崇祯面前揭露了钱谦益组织科举舞弊等种种罪状，导致钱谦益无法入阁拜相，东林恨他入骨。为了将这个奸佞轰下台，东林的策略是：在温体仁提出政策时上报灾害，以证明这个奸佞搞得天怒人怨；而东林保举人才时应该风调雨顺。如此水灾的上报不得不推迟一段，侯洵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等我们斗倒了温体仁这个奸佞，我们还是会为民请命的。

一年后，是时候上报水灾了，朝廷下旨让富户认捐，同意地方官收集船只打捞难民尸体加以掩埋，预防瘟疫等等……总之，侯洵觉得朝廷想到了每一件能替百姓做的事。可惜天公不作美，刚刚准备赖斯处理水灾的时候，地方官报告今天发生了大旱，需要进行预防蝗灾等工作。

既然刚刚报告皇上水灾，那总不好立刻报告旱灾吧，于是朝臣决定把这个灾情继续押后一年再报告给皇上，至于修河堤、购买船只等应付水灾的拨款，反正已经发下而且地方不再需要，那就先分了吧。

又过去了一年，是该上报旱灾和蝗灾的时候了，可是已经无法报告了，受灾的难民已经揭竿而起，冲进县里烧了衙门，赶走了地方官――这可不是小事，只有立刻拨款、抽调军队进行镇压。

侯洵带着边军赶到叛乱区，杀光了闹事的饥民，灾区已经是满目疮痍，连续的水灾、旱灾、蝗灾和兵灾。安分守己的百姓都死了，闹事的被杀了，剩下的都背井离乡逃难去了。当时侯洵气愤地责问被俘的一个闹事首领：“你为什么老老实实在家饿死，而要出来扰乱这太平世界？”

天下的事情都是被这些刁民扰乱了，如果他们安分守己地死在家里不出来闹事，那么朝廷就算晚上一年、两年，可终归会来赈济对不对？叛军是侯洵最憎恨的东西，都是他们，让朝廷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这些死去的百姓的血债，都要算在他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