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留住，消息却留不住，更何况外交往来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很简单的加密，但没一本康熙字典就解不开。

使团接到了信件，然后写了一封回信让信使立刻带回国内。同时他们的情况，已经通过驻俄领事馆的渠道，送到了巴黎，交给了林第。

使团的团长名叫黄求忧。黄家真是除了两个好儿子，武有黄求还，到现在依然是大周军中最耐年轻的副将。文有这个黄求忧，王辅茞对他的评价是沉稳肃毅，周琅给他的评价是，天生大心脏，生来就是要应付大场面的。

之前在广西巡抚任上，兢兢业业，招抚流民，鼓励农桑，这些一个文官能做到的事情，他全都做到了，而一个文官往往无法做到的事情，他也做到了。他出彩是在周琅下令南下越南的时候，他不但积极配合广西辅兵南下，还临时将数万屯垦的流民组织起来，压在边境，运输物资给养一直没有断过。

后来西山朝大臣，中国海盗陈添保觉得西山朝大势已去，跑到中国投降，是他接纳的，但转眼他就又将陈添保送了回去，要求他联络西山朝旧臣。为什么当中国大军兵临升龙（越南河内）的时候，阮光缵投降，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大多数文武大臣都投降了，力劝他归顺大周。在这个过程中，黄求忧一直就守在边境，跟西山朝大臣的书信往来就没断过。

更精彩的是，之后周琅将越南两分，红河三角洲一带名义上交给了黎维康，封他南越国王，由他恢复黎朝社稷。阮光缵封为顺意侯，直接迁往北京，赏赐一座王府居住。但其实黎维康大多数时间，也不在越南，同样住在北京，和珅那座宅子赏给了他。

真正在南越国主持事务的，这些年都是黄求还，他背了一个南越国相的头衔，当然都是通过黎维康封的。这些年他一直默默耕耘，把南越国上上下下都收服了。

当然南越国的生产发展的也很好，有他在广西的经验，鼓励桑蚕做的很好，红河三角洲的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他恢复了当地废弛的水利设施，最主要还是新建了许多灌溉工程，水稻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产量增加了一倍半。最重要的是，他以南越国战乱已久，百姓凋敝为由，从中国招募了数十万移民过去，大大改变了红河流域的人口构成。

这种综合性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所以调回国之后，周琅就把他叫到了自己身边，给自己做翰林院编修。这个官职品级不高，权力看似也不大，无非是帮皇帝整理整理文稿，处理一下文牍工作等等，相当于秘书文员。

可实际上这个职务很能锻炼人，因为他开始接触以前接触不到的信息，来自全国的政治消息他都比皇帝先触摸到。一个人长期站在皇帝的角度来阅读信息，往往在视野上会快速的成长。

更何况周琅所解除的信息，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大多了，他不但接触中国的信息，国外的信息也非常多，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的翰林院学士们开始高密度的触摸到国外，第一次他们开始站在国际的视野上看问题。

周琅挑选翰林院学士，跟前朝不一样，不再是因为科举考的好就直接进入翰林院，不管你有多么出色，你的文章写的多么好，周琅一直都坚持，官员必须从吏员做起，而且早就废除了吏员这个说法，但保留了可以激励人上进的品级。

最基层的县衙中，县令是七品，管文牍的小吏是九品，他们跟县令一样，是科举出身，然后必须在公文往来、刑狱诉讼、钱粮开支等具体工作上摸索两年，两年后经过察举（考核），合格者可以提升，有时候提升直接品级、职务都提升，如果没有合适的缺员，就只能先升品级，然后继续做原职工作。

这一套制度，并不出色，因为他鼓励按部就班，可他稳定，他鼓励人兢兢业业不犯错，只要按照流程做事，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时间一长，出现了积弊，那也是流程本身有问题，而不是人出了问题。改革流程就解决了问题，而不用从人来改起。死的流程容易改，易变的人心不好改。

已经有人批评说官员办事按部就班，死扣流程，墨守成规，不够灵活，没有活力等等。但周琅知道，一旦开了口子，允许官员们灵活做事，允许他们跳出规定之外施展能力，未必能达到鼓励创新的目的，恐怕就乱了套。中国人的脑子实在是太灵活了一些，所以有时候还是追求一下死板的好。

在一套制度下爬上来的官员，未必有多强的能力，但至少合格，至少守规矩，知道不合规矩的事情不能做这条铁律。但在规则之内，其实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谁说官员遵守规矩就不能做事了？这么说的人一定是一个当官的，不想被规矩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而已。

黄求忧就是在这种规矩中攀爬上来的，翰林院中有一大堆像他这种在地方中层职位上有所作为的人，然后在皇帝身边积累学时开阔眼界，之后还是会被下放到地方任职，往往进翰林院前是知府一级，在翰林院待两年，然后就生了巡抚。这也是规矩了，写入了章程的，但黄求忧在翰林院待了两年，却没有下放，而是升了编修，继续留在翰林院，留在皇帝身边。

这次出使法国，是他三年多来首次离开南京。

他确实很沉稳，发现俄国人找各种借口留他们在莫斯科，不间断的舞会宴请，不间断的访问邀请，就是不给他们签发放行的文书，让他无法启程。

黄求忧已经意识到出问题了，至于出了什么问题，他没有信息无从判断，但俄国人的反常，让他感到事态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