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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向下游的进攻需要一些准备工作，邓名不可能立刻出发，因此他建议叶天明先一步返回成都：“食盐已经都说好卖给武昌了，叶老板跟着我们去下游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不如就此返回吧，都府那边还需要叶老板去督促一下，想满足武昌这里每天五万斤的要求可不容易。”

“提督说的是，我这就返回都府，至于那些银子，我想我可以代表都府五大盐行做主，都卖给提督好了。”经过一番仔细计算，叶天明觉得还是从成都购买工具更合算，这些金银对邓名来说非常有用，但在金银不能流通的成都作用就要小很多了。

“价格怎么算？”

“一两银子一百元，怎么样？”叶天明并不打算和邓名讨价还价，如果邓名想继续压低价格，叶天明也不会拒绝。

“好。”邓名高兴地答应了，他写了一个纸条给叶天明，告诉刘晋戈去筹措八百万元支付给叶天明和其他几个盐行。拿走了盐商们的四万两白银后，邓名仍不忘提醒叶天明：“这些钱可还没有扣税哪，等年底的时候都府的税官会收缴四百万的税，你们可千万要记得。”

和叶天明一起返回的还会有一些明军水兵，他们会把那些已经卸空食盐的货船带回成都，与他们一起返回的还会有两千水兵，以保证重庆的水师不会头脑发涨出来找麻烦。

“我支持盐行、愿意为你们的利益去封锁下游并不是为了你们自己。”在给叶天明送行时，邓名郑重地说道，他希望趁着叶天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观、世界观之前，尽可能地施加一些影响：“你对我说过，你们赚钱就能让更多的都府百姓多挣钱，你们会提高工资。我相信你说的话，等我返回都府后，我也要亲眼看看你们的账本，我希望叶老板能信守诺言，分出一部分利润给其他的都府百姓。”

“提督放心，我几个月前还是一个辅兵，都府有好几千我苦哈哈的老弟兄，我一定不会吃独食的。”叶天明拍着胸脯保证道，这些日子里邓名一直给他灌输双赢和回报社会思想。

叶天明和部分明军启程返航后，邓名仍在思考该如何建设他的根据地，从小到大，邓名只学习过一种哲学体系，与这种哲学不同的思想他只能通过网络了解到一鳞半爪。如果邓名相信那种他比较完整学习过的哲学体系的话，他就不会想现在这样彷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似乎是这个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吧。”即使是邓名学过的那套哲学，他也不敢说理解的都对，只能独自琢磨。

邓名一直认为事实胜于雄辩，他曾经亲眼见过信奉这套哲学的国家拒不遵守这套哲学断言的社会规律：其中的两个大国，一个曾是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另一个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但其他国家在航海时代能够实行的上层建筑，两大强国在卫星上天的太空时代也因为国情问题实现不了――事实证明，“国情决定上层建筑”，“国情决定生产关系”都要比哲学创始人的那套理论靠谱得多。

邓名记得有句话很好地形容了胜利的不容置疑性：“我们的最终胜利，就连敌人也毫不怀疑。”，搁在这套哲学理论上，那就是“这套哲学理论的论断，就连它的虔信者也没当真。”，若是创始人泉下有知，那真是情何以堪啊。既然虔信者都能大拆、特拆创始人的台，那邓名只能认为实际操作中有无法逾越的难关，因此他实在不敢用这套哲学做指导理论。

不过十几年教育的威力非同小可，邓名目送叶天明离开后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会害了成都的百姓：“我应该是把资本主义放出来了吧？据说它一诞生每个毛孔就都充满了鲜血和其他脏东西，撕下了封建制度下人与人温情脉脉的面纱。”

“无论是孙可望的军屯、还是满洲的八旗包衣，产出的粮食都是用辅兵或汉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我就是把资本主义这野兽放出来，都府的百姓还能比这过得更惨么？”可邓名仔细一琢磨，认为在中国应该不必担心这个，看过辅兵和百姓受尽欺压、毫无尊严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后，邓名觉得很难想象有比现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日子了；邓名估计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层百姓会有着比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让创始人痛心疾首地说出那番话来：“这大概是国情不同，我没有去过欧洲，不知道现在欧洲的贵族是不是爱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户是不是能有鱼有肉吃着，不用担心被侮辱、欺压，但起码过得会比中国百姓好不少。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格伟大，总不会是个信口开河的大忽悠吧？”

尽管邓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会更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不过他还是打算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在叶天明走后，邓名又几次召集军官会议。在几次会议上邓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都府能够从盐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盐行把全部的利润都交出来并不合理，他们承担风险，负责管理、实施食盐生产；不过显然他们从都府政权的支持中受益匪浅，官兵为他们的货物提供保护，帮助他们打击竞争对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组成的，所以如果盐行独吞全部利润显然不合理。”

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不过他们也说不出那里感到别扭。

不过并不是每个军官都对哲学理论一无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邓名发言中的漏洞，总结了一套说辞来反驳邓名：大意仍是军队属于邓名所有，而那些盐行也是一样，邓名会因为盐行的贡献而给予赏赐――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军队从邓名手中领取军饷和功勋，和盐行的生意并不直接发生关联；至于都府的百姓，邓名愿意给予赏赐那是邓名仁德，如果邓名不给也没有丝毫说不过去之处。

任堂的观点和理论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邓名本来是非常难以反驳的，幸运的是邓名不是当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邓名拥有皇帝或监国身份，所有的军官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况导致明军有一些思想混乱，给邓名进行渗透的机会。

邓名坚称成都政权、四川明军、盐商、百姓都是永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无法反驳这一论点，那么邓名自然就没有居中赏罚予夺的合法性。邓名不拥有这个权利，四川明军处于感情问题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永历皇帝，有人就开始接受邓名提出的那个模糊的成都（国家）概念。

就这样，利用天子弃国威信大减这个机会，还有事实上的军阀自立这个事实，邓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军队原本坚固无比的思想堡垒上撬出一道细细的缝隙，渗透了一些否认“朕即国家”的思想进去。

在晃动了一下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后，邓名总算在全军掀起了几次如何合理分配战争红利的大讨论，官兵也没有再众口一词地表示“听提督安排”，而是开始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馈上来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军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这个问题，他们在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时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各种异想天开的方案纷纷出笼。不过邓名本来也不指望他们能拿出什么高明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会听说过所得税、累进税制、社会保险这些名词。

邓名要的就是这些军人开始思考社会财富分配，只要他们不再把君王拥有一切、分配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就好，这样的军人就会距离标准的天子之兵越来越远，距离帝**人越来越近。

在明军进行着继续前进的准备时，邓名再次约见了周培公，后者现在已经是武昌众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当从邓名口中得知明军准备越过武昌，向江西方向前进后，周培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吃惊，而是默默地沉思起来。

“提督是不是为了切断长江航运，阻止淮盐进入武昌呢？”思考了一会儿后，周培公直截了当地问道。

“正是。”见周培公判断如此迅速、准确，邓名反倒是非常惊讶。

早在邓名决定向下游进军前，周培公就猜测邓名的最终目的是淮盐，那时叶天明甚至还没有进入武昌城。既然周培公早就有这样的猜测，那他自然早就想到邓名会切断长江航运，所以对邓名的通报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

“如果提督只是想单纯阻挡淮盐进入武昌的话，我觉得提督最好设卡检查，不要殃及池鱼。”现在某种程度上，周培公和邓名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周培公早就替邓名考虑过最佳对策：“除了盐以外，武昌还要从下游购入大量货物，比如江西的瓷器就是大宗的买卖，还有江南的棉花和丝绸，都关系到武昌很多商家、店铺的生计。提督行军虽然秋毫不犯，但每次隔绝长江的时候都会让这些商家、店铺叫苦不迭，而他们背后往往也都有缙绅背景的。”

邓名认真地听着，不说一句话以免打断了周培公的思路。

“我猜提督目前只是想安安稳稳地卖盐，不想多树敌人，现在总督大人身边几乎没有人主张和提督对抗，这就是因为提督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利益。既然没人觉得能击败提督获得战功，又没有受损，自然不会主张对提督不利。但如果长江航运断绝，江西的瓷器、江南的丝绸价格节节攀高，大批商店关门，就会有很多缙绅对提督不满，他们就会给总督大人新的压力，要他重建水师保证长江航运。如果总督大人无法满足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向朝廷提出要求，那样不但对总督是麻烦，对提督、对下官、对武昌这里购买提督食盐的人，都会是麻烦，麻烦太多了，也就没有人愿意和提督打交道了。”若是闹得太凶，那周培公宁可放弃邓名的补偿，也不愿意冒险继续与他交易，为川盐保驾护航。

“周知府金玉良言，我岂敢不听？”邓名想了一会儿，提出一个建议：“得知我东进后，武昌这里的瓷器、丝绸什么的势必价格上涨，周知府可以通知一些朋友让他们事先收购一些，等我越过武昌后出售；但我到达下游后，绝不会阻拦食盐以外的货船，不会让周知府的朋友们吃亏，不会断了他们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