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的檄文被抄送到山东后，杰书看了一半就投掷于地：“这种挑拨离间未免也太拙劣了，他以为我们会信吗？”

漕运被明军劫夺了，但明军檄文里还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模样，好像他们是逼不得已。李国英捡起来仔细看了一遍，和邓名做了几年邻居后，他倒觉得邓名未必是在撒谎，如果这檄文上是邓名的真心话的话，那东南的情况似乎比他想象得还要复杂。

听说此事后，遏必隆也赶来杰书营中，和康亲王一样，遏必隆完全看不懂邓名在说什么。努力看了好几次都宣告失败，理解不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辅政大臣终于也和康亲王一样勃然大怒：“这么前言不搭后语的檄文，邓贼势必成为天下人的笑柄！”

见康亲王和辅政大臣都认为邓名的檄文无法理解，李国英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现在江南的局面明显已经失控，几乎没用多少时间，杰书和遏必隆就做出决定，立刻集结主力向扬州方向进发。如果邓名尝试围攻南京的话，那他势必要收缩兵力在南京城周围，这样清军就可能在漫长的江道上找到一个地点，渡过天堑支援南京。

而北京在收到转送的檄文和漕运被截断的报告后，同样对邓名的声明感到莫名其妙——明军千方百计维持清廷的漕运，这么荒唐的事情连三岁小孩都欺骗不了吧？

但南京看到檄文后的反应和北京却完全不同。听说瓜州发生战斗后，蒋国柱和梁化凤首先是不信，很难想象邓名会主动违反和大伙儿的协议。早在檄文传到山东之前，邓名的通报就送到了南京，前后脚回来的还有一脸丧气的南京漕运押送官。看过手下带回来的几份口供后，蒋国柱对梁化凤点点头：“果然不出本官所料，瓜州事变保国公也是迫不得已。”

消息传到南昌、武昌时，张长庚和张朝的反应和蒋国柱差不多，都觉得邓名确实有不得已之处。

这三处的漕运押送官都说他们劫点漕银是为了孝敬督抚，缓解一下顶头上司的燃眉之急，只是林启龙策划失误，所以才招致明军误会干涉。

不过邓名也不是不通情达理之人，他答应拿出总计一百二十万两的白银给购买债券的人吃红，此次事变的罪魁祸首林启龙就分到了二十万两——漕运总督手下没有什么兵马，没法搞大肆摊派，所以现在债券都还在他手里。虽然银子不是很多，不过总算是看到回头钱了。

最高兴的就是最迟收到消息的重庆，当通报和给他们的红利送到时，高明瞻一伙儿弹冠相庆：“真不愧是邓提督，就是言出必行。”

南京、南昌、武昌三处可不像重庆那样高兴，这三位督抚持有的债券最多，分红也是他们拿得最多，但他们手下的将领或多或少也都能得到点银子，这让他们都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

最早收到分红的是蒋国柱，邓名表示漕银已经分了，所以他没法还了，不过若是蒋国柱肯自掏腰包再送一次的话，他可以放第二批漕船安全通过。蒋国柱当然不会当这种冤大头，而且邓名的分配方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蒋国柱更希望邓名直接把银子给他，由他来负责分配手下。

当然，蒋国柱不敢把邓名分给他手下的银子要回来——邓名给钱，两江总督摊派了债券还要把分红收上去，那江南的军队肯定会离心离德了。不过，听任邓名这样给两江部队发钱，那蒋国柱担心自己的人马会被邓名收买过去了。

“早知道就不把债券当做折钞发下去了。”蒋国柱感觉债券可能成为他堡垒上的空隙，给邓名渗透他军队的机会。不过若是不摊派债券，蒋国柱又感到经济上可能会坚持不住：“嗯，奏销案和明史案我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哭庙案也可以翻案，只是我要小心点，事先和邓名沟通一下。等我捞到这笔钱后，就把债券的摊派停了，不能给保国公提供一个收买我的军队的借口。”

想了一下，蒋国柱决定还是再等等，一旦山东的中央部队南下，邓名肯定要对自己更加客气，这样蒋国柱也不用怕邓名借机敲诈勒索，只要抓住时机达成协议，蒋国柱对邓名的信用还是有信心的。

这次邓名煞费苦心地解释瓜州事变，更让蒋国柱意识到对方对信用极为重视，生怕东南督抚怀疑他主动毁约。

和南京不同，武昌可没有什么文字狱的打算，但张长庚对军队的重视程度不在蒋国柱之下，所以他也陷入两难困境。没有横财可发的张长庚不能不把债券当做折钞发下去，但这样邓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湖广的绿营将领发银子，张长庚如果公开阻止的话，得罪的人就海了去了；如果私下沟通的话，邓名就算答应不发银子了，但只要对湖广绿营透露一下，说这是因为张长庚的要求，那就会让湖广总督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

想了很久张长庚也拿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最后只能再次祭出法宝——那就是写信给剿邓总理周培公，责成他替张长庚分忧，在不加剧武昌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堵住这个可以被邓名利用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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