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在考虑与建奴和谈的时候，几乎没有怎么犹豫，韦宝是很想和谈成功，不想建奴阻碍自己发展，不想与建奴对耗。

因为韦宝知道历史进程，担心的点并不在建奴那边，而在大明内部。

当时明朝的两线作战，使注意力不能专注于一处。

资源本来就不足以支撑国家，又两边一起大放血，再强的体质也得倒下。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最终大明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

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兵骑兵混合编队，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只剩下孤零零的山海关。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日益严重，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直隶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

国本是封建体制的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满人入关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

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

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尖锐，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

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而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