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狗娃大学报到后先去市郊军训了半个月。在军营里，第一次见了真枪，还学会了打靶。虽然营房的生活很单调，伙食也一般；但狗娃有外出遛工的磨练，没觉得多苦。

返校开课后，各班不设固定教室，这堂课在这个教室，下堂课又换到别的教室，像打游击一样，狗娃有些不习惯。

也许是从小在老家养成的习惯，也许是舍不得花钱，狗娃去食堂吃饭，总是打一、两毛钱的蔬菜吃。连食堂的服务员都笑着说：“你咋老吃蔬菜呢？”狗娃不好意思地笑而不语。

乡下孩子刚进大学，没什么熟悉的朋友，狗娃课余时间除了给远在老家的母亲和妹妹写封信之外，想到更多的还是中学时期的好同学、好朋友。

见别个的同学买明信片，狗娃觉得不错，也买了两套，趴在宿舍书桌上写了写，便发了出去。还给远在南方上大学三年级的全娃写了一封长信。

柿子湾一带有句俗话，挨啥人出啥人，挨上王八出乐人（柿子湾一带称唢呐为王八），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意思。狗娃之所以能考上大学，除了他个人努力，还和全娃的交往与榜样的作用有关。

全娃家成份不好，从小就生活在家人挨斗、自身受欺的不正常的环境中。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样的生活环境，除了让全娃养成了低调做人、韧性做事、达观生活的品格外，更激发了他把握机遇、默默发奋的劲儿。

这不，就在去年，全娃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全娃给狗娃回了一封长信。全娃在回信中对狗娃说：眼下高等教育是严进宽出，最忌讳的就是进了大学之后放松学习，而实际上大学期间的学习任务更重。

虽然导师一般不像中学老师那样管教学生，但更重要的是要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要靠自己去博览群书，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逐渐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否则，是很难有真才实学的。

全娃还告诉狗娃：中学是应试教育，学生学到的只能是标准答案；而大学则是学术研究，只有更科学的方法和更近似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

全娃要狗娃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地去了解社会，能勤工俭学更好，一则可减轻家里的负担，再则还能锻炼自己、了解社会。

看了全娃的回信，狗娃感到既新鲜又受启发。于是，狗娃就去学生会组织的勤工俭学去了，后来又给人家做了家庭教师，以减轻妈妈的经济负担。

上学之余，狗娃也没有忘记妈妈的叮咛，就是在省城也找一找他爹。狗娃星期天去大市场转了转，没见到他爹的影子，也没从老乡那里打听到啥音信。

狗娃比瓜儿小三岁，再加上曾辍学一年，所以，当狗娃考上大学的时候，瓜儿刚刚参加工作。瓜儿在师大学的是生物专业，这个专业是给中学培养生物老师的。

由于瓜儿品学兼优，师大要她留下来，当时给她的选择是：要么留在本系当老师，要么到校团委做干事。

这就怪了，一个理科生团委怎么会看中的呢？原来瓜儿一直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也在校学生会当过秘书处秘书。几年下来便和团委和学工处的老师都熟了，再加上瓜儿惹人喜欢，学校也希望瓜儿能去校团委工作。

不过，瓜儿觉得自己是学理科的，也不想从政，对团的工作没什么兴趣，就选择留在生物系当老师，搞本专业了。

本科留校当老师，自然是要从担任助教开始的。瓜儿有团支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历，所以，她一任了助教就当上了新生辅导员。留校之初，瓜儿和其他未婚的女教师一样，住在师大女教工宿舍里的。

这时的教工宿舍是两个人一间，每人一张像学生宿舍里的木桌，桌子靠窗户、面对面摆着。窗户两边各放着一张上下铺的木床，人睡在下铺，上铺放些箱子呀什么的东西。

教师们一般在系里的教研室里，也有各自的书桌和书橱。但教工宿舍和学生宿舍一样，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话机，只有有线广播。只是教工住得比学生宽敞些。

这时的社会风气，不论城里还是乡下，都风清气正，一派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氛围。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经济状况和治安状况都已显著好转。虽然人们的生活观念还很朴实，但奇装异服已开始在社会上出现。

而大学里呢？则热衷于搞东西方差异方面的比较研究，各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奇的理念思潮在校园里激荡、碰撞，大学生思维也更加活跃。

各种学术讲座、演讲、论坛、沙龙和什么之角之类的海报，贴满了广告栏。讲演厅里，台上慷慨激昂，台下互动议论，热烈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