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做任何一个人去调查这件事，最后得出的结果都可能没有公信力，但是曾国藩已经获得了儒家系统中所能获得的极限，他是全天下读书人中的楷模，是大家的模范，他调查的结果其实是让人信服的，之所以后来大家那么憎恨曾国藩，就是因为他们信服曾国藩，可正因为这种信服，让他们格外的憎恨，因为曾国藩揭露了真相，让他们难以接受的真相，换做一个人，他们不信服的情况下，反而不会如此憎恨了。

朱敬伦就是要用曾国藩的威望，打击一下全天下的保守士大夫，包括大明的士大夫，打击一下他们的愚昧，让他们开开眼，不要总自以为是的看问题，他们憎恨洋教也好，喜欢洋教也罢，但是给洋教头上安上那么多愚民迷信的东西，在用那些东西去愚弄文盲的愚民，这是朱敬伦坚决不能接受的。

朱敬伦也担心这个时代西方宗教的文化入侵，因为这种文化入侵也是造成这个时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国文化团体用这种愚昧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因为他们今天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宗教，明天也就不能正确的看待西方的科技。他们今天对愚民说天不下雨地干只因教堂遮住天，明天就会告诉愚民扒铁路推电杆东海去翻火轮船。

朱敬伦很清楚，那些认为洋人神父挖小孩心肝的人，跟认为工厂烟筒的影子压到他家房顶给他们家带来霉运的人都是一群人，而这群人的思想，则是他们心中的文化人，是一群乡下土夫子们给他们灌输的。

因此根源还是那些保守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乡绅阶层的思想问题，能触动这些人思想的，不是报纸上逻辑严密的评论报道，不是政府的理性引导，而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太阳，他们自己挑出来的精神偶像，比如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做出一种跟他们思想相悖的事情。

历史上，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一事上，名誉扫地，天下人大骂曾国藩，可是之后洋务运动却马上展到了高朝，不得不说曾国藩这个标杆的倒下，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巨大冲击，是有莫大关系的。

曾国藩自己不可能不明白这种结局，可是当朱敬伦派人找上他，告诉他皇上请他去调查天津教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法推脱。

因为大明官员告诉他，此事非他不能处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洋人，势必会联合向北亰动进攻。

同时大明政府还通过报纸表声明，告诉天下读书人，官府邀请大儒曾国藩去天津调查教案，瞬间赢得了一众读书人的响应，他们认为他们心中的偶像出面，肯定能震慑住洋教。

忠君也好，不忠也罢，曾国藩毫无疑问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他是天下敬仰的大儒，洋教问题，大家都翘以盼的等他出面，如果他不出面，他用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名誉就会轰然倒塌，因为他在大是大非面前退缩了。

另外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有休养的儒士，后世被称为儒家辉煌最后的尾声，他不是世俗的政客，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至少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他是跟范冲淹、王安石等士大夫文化颠峰时期的这一群精英士大夫平齐的，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支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简单一点说，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是有一种家伙天下情怀的，他们心中对国家、民族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也让曾国藩无法去推脱。

但他心里其实明白，他去了，对他个人，恐怕会是一个打击，他明白他自己现在的位置太高了，高到他当初都想象不到的地步，他本没想过要收获这么崇高的威望，他最初的愿望不过是希望通过教育子孙懂礼仪知廉耻明大义，是不希望看到下一代被洋人的邪说蛊惑。

可他没想到，他推动的教育儒家化，通过大明日益达的现代报纸，传播的范围和度乎了传统社会所能到达的极限，如果没有这些现代传播方式，可能曾国藩的行为，要在他死后才能慢慢产生效果。

但是在这些媒体的推动下，他的行为已经不局限在读书人阶层，而是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中广为流传，而他的行为也被人各种解读，他成了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而别人又在他身上加注了他本来没想负担，也承担不起的各种美好愿望，比如现在在大明广为流传的，说他曾国藩在将大明变成一个君子之国的说法，就是他从未想象过的事情，这显然是外界对他行为的美好解读，但这种解读明显过度了。

这种解读让他享受到了过高的赞美，也站到了过高的高度，所以他不会有好结果。

因为登高必定跌重。

明明知道对自己不利，可曾国藩还是要去，这就是他跟李鸿章这种人的区别，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士大夫跟政客的区别，他不是不懂得趋利避害，而是因为从孟子时代传下来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让他不能不去。

但他知道此行恐怕不会有好结果，他甚至连自己一旦不幸，棺材运送路线都交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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