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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赵祯问了,郑朗也就回答:“若论首相之才,申国公首屈一指。申国公去后,帝国再无一人能与之相比。至于时今朝堂,几位相公皆可,但都不是第一流的首相之才,只有一人能稍稍逊之。”
“谁?”
“庞籍。”郑朗想都不想回答道。不是文彦博,不是夏竦,不是丁度与大宋,这是不宰相,而是首相,即便文彦博自始至终,担任首相也做得不是很好。
“庞籍?”赵祯瞅了郑朗一眼,忽然微笑,然后摇头。
郑朗与庞籍素无来往,政见多有不合之处,特别是军事观念上更为不合,使赵祯想到吕夷简推荐范仲淹的故事。这才是气度,换位过来,将范仲淹打死了,也不会推荐吕夷简。
可能用庞籍做首相,还不如让郑朗担任首相。
喊来一个太监,低语几句,太监下去,一会儿在书架上找来一篇文章,赵祯说道:“郑卿,你看一看。”
郑朗打开一看,正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去年秋天写的,也不用看,这篇文章上初中时就倒背如流。但为什么赵祯让自己看它?
这时赵祯不能当成十几年前的赵祯,很有心机,远远胜过契丹那个小皇帝。他一举一动,大有深意,郑朗凝眉深思,史上一大排人事调动展现在他眼前。郑朗想着想着,恍然大悟。
赵祯对范仲淹并不反感。即便是贬放。所在各州都不是差的州府。但对这个党,赵祯放心不下。范仲淹说,俺是为了你们赵氏江山着想,即便你是皇帝,也得靠边站,范仲淹却忽视一个重要的东西,皇帝都靠边站了,赵氏江山位置又在哪里?范仲淹名声越大,附庸的人越多,他这种思想影响的人越多。所以直到范仲淹死后,富弼、韩琦与欧阳修等人才陆续为赵祯启用。作为统治者,肯定会害怕的。相反,吕夷简拢的实权还超过了范仲淹。赵祯却没有那么忌惮,因为吕夷简没有将赵祯往边上一推,国家让俺来。
又看着岳阳楼记,庆历前后两篇文章最有名气,一个是朋党论,一个是岳阳楼记。
出发点不同,欧阳修出发点很大,是维护庆历新政而写的朋党论,范仲淹相反,出发点很小。仅是为了使滕宗谅不使贾昌朝陷害,写此文为滕宗谅表功。
可胸襟与想法不同,造成的后果不同。岳阳楼记鼓励了一代又一代名臣为国为民。朋党论为后来更大的党争埋下的隐患,说大一点,加重了中华民族内斗的趋向。内斗吧,大到国家,小到单位村庄,内斗有理。宋朝斗,明朝斗……
郑朗看完,将它放下。说道:“陛下,单论抱负与德操的高洁,仲淹天下无人能及。”
“他可有首相之才?”
“不行,太干净了,首相之能。要学会兼顾,变通。才智,低头,务实,一个好首相,想要兼顾德操,多半不能,故仲淹不宜为首相。”
赵祯莞尔一笑,道:“也不对,未必不能兼顾德操,古有宋璟,前有蒙正、端、旦等人,仲淹虽好,但想得太远,不切实际,务实不能,变通不能,兼顾不能……也是一个好臣子。”
郑朗同样一笑,说道:“陛下,来的时候,臣在船上写了仁义,陛下若有兴趣,臣派人将它拿来,让陛下过目。”
“好。”
赵祯派人去驿馆将那本仁义取来,坐待,无聊,与郑朗说起契丹的事。郑朗原原本本将经过道出。赵祯微笑道:“郑卿,以你之意,那个梁王以后必不是明君?”
“他想成明君,难,喜狩猎,又好儒释,远胜于其父。不但梁王,契丹许多贵族在我朝文化侵袭下,已经忘记祖上的戎马生涯。没有武功,契丹虽有近千万的人口,能真正统管的百姓不会超过六七百万人,其中汉人占据一半有余,国家远比我朝更危险。”
“可惜这些汉人不能为我朝所用。”
“非是,陛下,乃是我朝仍不够富强,若是百姓生活更富,国家更强大,比如磁石,必为我朝所吸附。然今百姓温饱都不能维持,武功又弱,受制于北虏,又受制于西寇,南边诸蛮逍遥法外,朝廷也不能制之,何来吸附之力。”
闲聊了一会,太监将那本仁义取来。
赵祯翻看。
不是很长,十篇文章,六七万字,讲道理的占一半文字,还有一半史料当作例证。但赵祯看完,皱眉苦思,有些绕,赵祯也绕住了。又翻了翻,最后微笑道:“好书,明天将它送到太学,刊于报纸。”
“臣听命。”
耽搁很久,才离开皇宫。
临出来时,赵念奴向郑朗挥了挥手,郑朗不知,也挥了挥手。
交接,回家。
家中来了许多人,樊家兴高采烈的派人搬来女儿行李,让女儿进入郑家。一些官员听闻后,立即前来送礼,风向不对了,无论郑朗是不是首相,也会是一个权相,得打好关系。然而被崔娴一一婉拒。
不能收,皇上至今对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若是丈夫大肆与群臣交好,早迟皇上必起反感。
还有一个人,崔娴没有推辞,张方平。
对此人郑朗十分慎重。
范仲淹那个改革,用好人,国家就大治了,赵祯说不切实际,不冤枉的。想要做事,最少有一些想法,一些目标,包括经济。北宋前期有清晰思想理论的只有两人,一是已过世的李觏,他从周礼与管子等书中吸取了一些思想,主张国家以轻重之术,对工商进行干预。这是干预。不是控制。反对垄断,利用国家机器参与理财,使私商不得垄断,同样国家也不得垄断,包括盐茶等关系到民生的专营。这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思想,虽然很朦胧。
然后就到张方平。
李觏思想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接受唐朝刘晏理财的一些借鉴,进一步将轻重之术发扬光大,认为国家是一个经营性的组织,为国理财并不是儒家所说的与民争利。但他的思想还是主张国有经济。而不是私有经济,只是国家经济一直缺少长远规划,导致种种不好现象的产生。他没有说什么三冗,这个太麻烦。郑朗说了,融合前后人的知识,却没找出完全解决的法门。张方平只说三蠹,一是兼并,兼并还好一点,不能将国家七亿亩地变成两亿亩,缩水三分之一,这也是张方平反对私人经济的主要原因。二是游入释道,寺观占地占得太凶,尾大不掉。同样成为宋朝一大祸害。三是兵马之蠹,养这么多兵,太苦逼。解决之道有三,政府主动参与,谷践时籴粮,谷贵时出粮,打压豪强囤积居奇,或者用其他手段,使豪强无大利,不危害国家与百姓。政府要明贵践制度。去其贪聚之心,特别是释道二家,空门人,你们贪聚做什么?增加兵农合一的民兵,裁汰冗兵。开展屯田。
他这种思想又被王安石扩大利用,张方平一看。小子,不对啊,俺不是这个意思,你搞得太过头,俺反对。
不能说王安石是错误的,张方平说得也不完全对,这三条更不是解决的最好法门。
但他认真的想过,形成一种思想理念,仅是这一条,远胜过其他人。还有他温和的作风,由是让郑朗看重。
对于丈夫的一些想法,崔娴知道,并且时常参与。
因此诸客来访,一律回绝,只留下张方平。
看到郑朗,张方平站起来,说道:“行知,这一去这么久,我好生担心。”
“谢过安道兄。”郑朗道。
对此次契丹之行,郑朗虽平安回来,心中一直略有些后悔,做得太轻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