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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道：“榷铁不可？”

答非所问，郑朗仍然回答道：“是不可，除非对百姓横征暴敛，若那样，我最少有十种方法使国家财政增涨，立即将亏空弥补，但能不能做。若不能强行横征暴敛，无论是榷茶，榷矾，以及铁醋墨纸木材等，皆因获利少，榷一样，必须增加许多官员小吏，以及杂费，不苛民未必会为国家盈利，反而亏空，又给百姓带来不便。”

得利的只有一个群体，榷一场权贵们就增加了一样大型收益。至于百姓，更苦逼了。

“行知，除了改制与裁兵之外，还有何增源与节流之策？”

“暂时还没有想到。”

“若行知想到，我必配合，国家危急之时，存亡在此一瞬之间。”文彦博正色说道。

“好。”

酒菜上来，食不语，总之，这次会面，文彦博为了自保，伸出一些橄榄枝，可诚意远远不足。郑朗也释放了一些善意，然而心中芥蒂，并没有托底说出来。远没有皇祐合作时那种的亲密无间。

对此，郑朗并没有太失望。

彼一时，终非是彼一时。彼时文彦博心路与此时心路终是不一样的。这个心路就造成了他的行事风格。

越来越多的官员召回京城。

郑朗曾记得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绘画绣花，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非完全认可。推翻了后又怎么办呢，老的权贵下去，不久新的权贵又产生，还是陷入一个死循环。并且郑朗在仔细回想，中国五千年历史，一直在这个怪圈子里，纵然一时间好转一些，但仅是一时之间。长久下去，依然在这个怪圈子里挣扎沉沦。

郑朗也不想扶持那一个阶级。

从这句话他只看到两个意思，一个是改革的残酷性，皇祐之治只能说是改良，而非是改革，真正改革很残酷的。

其次非是一人斗天下，乃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几个月很乱。

总体思路仅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赵顼与高滔滔，加上王安石与司马光，还有妻子崔娴，就这几个。一下子下放两千五百名京官，京官职位严重压缩，甚至郑朗率领着一千五百名京官。就将现在这种繁忙的吏政领手起来，产生紧迫感。让这两千五百名京官与地方官员斗。

利用契股的诱惑，政策的制裁，慈善会的德化，诱惑一批顶级权贵倒戈。让他们率领中小产阶级与顽固不化的那群顶尖权贵斗争。

下面真的很乱。

但不这样，这次改制就不会成功。不仅是改制，将免役法、商税、保甲法等等重新借机改良。

三月快结束，郑朗这才进谏一件事。

恢复祖宗家法的官员铨选制度。

赵匡胤认真分析唐朝败坏的原因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李林甫起才败坏的。若没有李林甫就没有后面一系的故事。这个论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开元末年到天宝初年，乃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若再有二张姚宋那样的名相，进一步的调济，不放任胡人领几道节度使，掌握所有军政财大权，即便杨贵妃进入内宫得宠，唐朝也未必会崩溃。

于是对宰相分权。

用三司分掉宰相的财权，枢密院与三衙分掉宰相的兵权。

赵匡义仍然觉得不够，先后建立京朝官差遣院（后并审官院），京朝官磨勘院（不久后改称审官院），幕职州县官磨勘院（后称考课院）。审官院负责少卿、监以下考课、磨勘、注授差遣事务，分拟内外任使，设知审官院二人，以侍御名知杂事以上充任，下有若干小吏文书。考课院掌磨勘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由吏部流内铨职掌，但与使部流内铨是分开的两个体制。这两院乃是主管京官与各州县文臣的。

还有一个三班院。

三班院勾当院官无常员，文官自两制以上，武臣自诸司使以上充当。属官有主薄，还有十一名吏人，公别为勾押、勾押官一人，前行二人，后行七人。有三个职责，负责统计使臣名籍，考校磨勘使臣，均使臣任使。再说白一点，就是与枢密院一道选授宋朝武臣，分卸枢密院的任武臣权利。

宰相也有选授官权利，就是那个吏部流内铨，增此三院起因乃是田锡，上奏批评道，今有司指挥，多以札子取圣旨（将宰相的批注当成圣旨），官员拟注，必须引见敕裁。”

意思是说宰相选授官随随便便一道札子就通过了。这是不对的，应当与吏部内流铨详定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然后交给两制审议后写成正式的敕书，才能防止相权扩张。

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全国有多少官员，即便赵匡义时，一年铨选黜陟的官员也有近千人，难道赵匡义一一去看？雍正也办不到。这才出现文武三院，对两府选官权进行掣肘。严重时官员考核，宰相都不敢自作主张。

后来砖家耻笑说宋朝这样做是为了集中皇权，只能让皇帝亲信有选官权，用此来架空宰相。

这是不对的说法。

架空相权是对的，但三院大臣是皇帝亲信，难道宰相不是皇帝亲信，用一个仇人做宰相？架空的何止是宰相，各级官员都进行了严密的架空掣肘，包括皇帝本人，还有一个封还词头。皇帝的旨书两制不同意，都不能称为圣旨，何来的集中皇权？

郑朗对此却是十分赞成。

权利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包括韩琦、文彦博、富弼这些名臣都多少倒在它脚下。到了真宗末年。文武三院功能渐渐失去效果，相权渐渐进一步集中。韩琦时基本三院功能没有了。欧阳修一道未经过两制核议通过的草书。就将三大言臣废去，还谈什么三院掣肘！

最盛的时候言臣只剩下两，何来的两名御史知杂事充任审官院？

史上王安石为了集中权利变法，索性进行不断的改制，最后三院全部归于吏部，归于吏部等于重新归于宰相之手。得到整个选授官权利之后，宰相权利进一步集中。

王安石变法方便了，司马光废法也方便了。宰相比韩琦为相时用人贬官还要更方便。由是大肆报复开始，最后让蔡京专权。

短期来说，一旦恢复三院功能，对郑朗不利，但长期来说，对国家却是一个好事。只要不再破坏，那怕韩琦与蔡京那种强势的主。都会失去一半选授官权利，不能用亲信执掌各个部门，就不能专权言事。

郑朗还委婉地用韩琦之例，向赵顼做了解说。

若两制台谏与三院制度没有破坏，相权小，先帝犯了迷糊。想要濮仪，韩琦只能面临两种结果，一个是附从赵曙，一个是附从官员之议，规劝赵曙。若是前者。这些机制存在，韩琦必被罢相。韩琦为了保住相位不失。在严密的监督掣肘机制下，必会选择第二种结果。

第二种结果还有两个变数，一是赵曙恼羞成怒，罢韩琦为相，顽固的执行濮仪。二是迫于群臣的反对声，选择妥协。前一种结果似乎也不可能，只要韩琦敢于力挽狂澜，濮仪之争前韩琦还有着巨大的威信，想一想，连宋真宗都敢直接推上前线，郭皇后都莫明其妙弄死了，赵曙能否在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成功黜罢韩琦？首先在两制哪里就通不过。

先帝不会犯下错误，在史书或多或少地留下不好的记载。至少在宋朝人眼中，赵曙干的这事儿太丧心病狂，赵顼也不能争辨。

先帝名声完美了，韩琦因为正直，百官会附从，官员不会崩裂，韩琦同样也能抽出更加精力治理国家，还会不会发生眼下的黑窟窿与种种严重弊端？当真韩琦是一个纯粹的奸臣？不要说韩琦，就是李林甫在权利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也想治理出一个好国家。

赵顼与高滔滔听得失神。

根本就没有想过的。

为什么高滔滔此刻对郑朗无比相信？不仅仅是对她家族妥协，给了面子，而是这些思虑。说替宋朝开创万世制度那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在替宋朝开创三百年以上的良性制度。

不过最后郑朗也提出一个小小的条件，在改制之初不能提出来，必须裁官裁得差不多时，才能提出。不然就会给改制带来一些麻烦，不是宰相非是皇帝亲信，而是有可能三院官员弄不好非是皇帝亲信，不站在皇帝与国家立场，却站在士大夫与权贵立场对改制发难。

第二件事就是中书札子的权利。

赵匡义为帝时，听到有人禀报参知政事寇准以中书札子的名义，擅自指挥下属，立即引起他的警觉。因为赵匡义有切身经历，赵匡胤一度培养赵匡义，同时认为赵普有功，对赵普信任有加，以致于堂帖（中书札子）胜过敕命。事实赵普一度专权几乎与张居正相仿佛，那时赵匡义被赵普压得暗无天日。后来赵普倒戈，协助他登上皇帝又为宰相了，但此时宰相的权利远不及彼时宰相的权利。

赵匡义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寇准又想开一个不好的苗头，迅速黜免副相职位，又下诏道：“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也。”

也就是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或者例举，必须用敕命，否则百官不需要理会，这个敕命不一定要经过皇上批阅，也就是宰相将命令写好，送入两制官员手中，经两制官员进一步审议，两制官员认为没错，方写诏书。若认为有争议的地方，再交给皇上裁决。若认为是错误的，直接发回去，别想，俺们不通过。

分卸掉宰相的一半裁决权。

就是一些小事情，也要经过两制官员同意。才能向下面下命令。

现在这个制度也渐渐破坏掉，郑朗将它重新拾起。后面一条没有理会，若连小事也要经两制官员裁决，那么要宰相还做什么？况且两制官员常员不超过十人，能忙得过来吗？

两条提出，大家瞠目结舌。

不是反对，损失的只是宰相的权利。宰相们怎么想？曾公亮下面有富弼与郑朗，坐在第一号首相位置上如坐针毡，文彦博让司马光、王安石两笑弄成残废。马上还有唐介来到，又能想什么？赵抃是无所谓。富弼不知道怎么想，但改制后将许多被东府收走的机构一一归还给西府，即便让了一些利权，西府如今仍比过去壮大。韩绛乃是坚定的改革派，自然不会反对。邵亢乃是打酱油的，要么只剩下吕公弼心意难测。可就是吕公弼，孤掌难鸣，又能做什么？

况且不要忘记郑朗与吕家的友谊。吕夷简生前最欣赏的就是郑朗，弟弟还是郑朗的学生。又能说什么？

宰相们不反对，其他人更不会反对。

关健为什么裁官裁得差不多时才说？郑行知，你也有点儿损啊。

大家面面相觑。脸色古怪。

看到诸人的表情，赵顼又忍不住想笑，强行憋着，胀红了脸，大半天后道：“若诸位同意。王珪，你就写诏书吧。”

不管怎么说。治平这几年，经郑朗抽丝剥屑般地分析后，赵顼也感到不整治不行了。

三院机制恢复过来，郑朗也偷了懒，从朝堂到中央经过改制，官员要变动，你们自己儿看着办吧。

但最后郑朗放松。

王安石根据赵祯朝的情况，核定了一万五千几百名官员，可到最后，郑朗手不停地松，京官由王安石的一千六百人松成两千六百余人，地方官吏也松成一万六千五百余人。几乎比王安石核订的数字多了近四千名额。整个官员达到一万九千二百人，也不能再增加了，庞籍时官员一度控制在一万五千几百人，整增加了四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