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民（每一卷开局部分都有这些内容，有点枯燥，却又不得不写，毕竟是新卷内容的基础，想要征伐四海，必须有理啊。）

几日后，刘协当初用挽礼挽着蔡皇后和乔贵妃进入襄阳剧院的事情，在整个襄阳城掀起来了关于皇帝礼仪和大汉礼仪的讨论。

刘协有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东汉末年是中华文明儒家罕见的一次衰落，而其很多三从四德等糟粕还没有提出来，整个学术和民间氛围都相对明清时代更为宽松，和盛唐非常接近。

在汉唐时代，青年男女之间还可以相约游街，女子着装也更加时尚艳丽，少男少女之间的感情还可以由他们自己掌控，并没有像明清时代那样紧张和压迫。

就本质而言，这个时候大汉民族还是自己的开明时代，他们乐意接受其他文明的影响，盛唐也是东西方文明交融最为普遍的时代，西域、胡等民族文化不断吸纳入大唐的精髓中。

实际上，中华文明从炎黄帝开始就是一种易于吸纳其他文明悠长的文明，这从春秋时代赵国学胡射就可以看出来，那时的变法和改革此起彼伏的发生，不断影响各地实力变化也是中华历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其后王安石等人的变法纷纷宣告失败，某种程度上的儒家的守旧和僵化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点必须首先确认，中华文明可以概括儒家。但儒家不应该简单等同于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上，正本清源地进行思考，最耀眼的时代不是独尊儒术，而是百家争鸣。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则又要继续上推到周朝。

在周朝及此前历代，文明和历史的深悉者都是周朝的史官，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老子。从老子出关入秦地那一代算起，就是百家争鸣的前兆。

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这里，中华文明的源泉已经无法去考证，但它形成统一特性并有文字记载可以从炎黄地争锋到融合开始，然后传到夏、商，最后是周朝，随着周朝的败落和封建阶级的兴起，文明出现了一次流散，大量承载中华文明的资料从周朝王室守藏室蔓延向各地，各诸侯国的学者都有所掌握。但所有人都只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于是就出现了百家争鸣。

作为周朝史籍资料散落各地前的守藏室之史官——老子，就成了那个时代唯一能够完全掌握足够文字资料，系统阐述中华文明特性的人。

春秋战国的百家学说本质上都只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细节，并对细节进行乐扩充和改良，而老子地《道德经》却涵盖了中华文明各个方面，其内容涉及哲学、、兵学、美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天、养生学，堪称为一本五千字的百科全书，这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记录和总结者。

不可否认儒家的起始到发展。其过程中拥有太多的精妙，但它本质上是继承了周朝的礼仪，礼仪是朝代的特征，作为以奴隶社会的礼仪特征来阐述封建社会特性的儒家，本质上就代表了守旧和崇尚过去，虽然在儒家地积极面上，它强调了入世和救世精神，但其守旧内涵是无庸置疑的。

当到了宋末元初，道家的最后一点统治地位被佛学占据后。中华文明无可挽回的走上一条从典范高度逐步衰落的噩梦之旅。

当代表中华文明封建主义思想的前进方向——法家逐步成熟，开始成为统治者默认的治国学说之后，统治者们还需要另外一种擅长守旧和保守的思想来控制百姓，并且证明统治者的正当权利与合法性，而以周礼为表，守旧为内地儒家学说就成了另外一个工具。并且将它列为独尊之术。这样就可以掩盖法家的特性，所以汉朝从孝武皇帝开始的诸位皇帝都行的是挂儒家。行法家，走道家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道家本身的正统性还确实是统治者无法忽视地，人们在研究汉朝初期为什么使用道家治国地时候，总是过于强调其休生养息的特性，而忘记其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本身具有地正统性。

在中华文明还处于正统时代的时候，数学和天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前进是极其迅速的，直到儒家的出现和壮大，尤其是儒家所代表的对自然科学前进的鄙视和冷漠精神，中华文明本身所拥有的精妙数学和天开始逐步衰落。

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上来看，代表文明尖端的数学和天从唐朝开始之后就停止了进步，并且不断的衰落，当后代挖开三星堆坟墓，在惊讶中华文明曾经取得的天和数学成就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道家还有其地位和追随者的时候，中华文明还是有前进动力的。

事实上，道家才是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法家是道家的一个异方向却代表封建阶级正确道路的发展。

就是从尊儒开始，中华文明就出现了一些特异现象，中华民族的发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在文明层次上落后的入侵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特别的注重儒家，并将它视为中华文明的正统学说，用它来统治社会，甚至在两个强大入侵民族之间出现的明朝也是尊儒到一个极致的时代，元、明、清三代也就特别奇怪的出现了保守状态，一改中华文明最初的进取心和积极性，这些统治者并不清楚，在他们之前的中华正统文明代表的统治者更多采用的道家，儒家只是被高高的挂起来，却没有轻轻的放下……

到了宋朝。随着金、元入侵，中华民族本身所具备地开化风气黯然消失，取代上来的是儒家的奴化。

儒家能够在中华文明诸多朝代中保持自己的正统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儒家为皇帝服务的特性，这是儒家地根。它会随着皇帝的要求而变化，当它的统治地位难保的时候，它可以变地稍微开化一些，但如果皇帝要严格管制百姓。它马上就可以变得很拘谨，成为统治者最有用的武器。

就统治武器而言，刘协已经掌握了道教，对儒家的这种特性也再也不重视了，甚至是抵触了，此后的几日，刘协开始前往襄阳学府、长江学府、襄阳理工学府和中央太学府讲课，《新道德经》也已经编定完善，在老子的原本上，除去一部分兵道抵制学说。并在其基础上，提倡大汉帝国的百姓应该具备的国民特性，即：自立且保持团结、坚强且向往荣耀、守法且维持理性、尚道且尊崇自然。

《新道德经》第一页第一条：汉之国民者，立而知众，强而求荣，守而善思，以道为万物之本，以道守万物。

为了让老百姓也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对《新道德经》做了官方的注释。对于《新道德经》的印刷版本，刘协定为两种，一种有爵位者和学者地精致版，一种是廉价的襄阳薄纸印制的通行版。精致版起印量为六十万册，分三年印刷完，几乎大汉所有的公、侯、伯、子、男、新六爵和所有的学子，包括郡学和军院的学子都能够拥有，通行版为六百万册，分十年印刷完。

由于《新道德经》的总字数只有六万字。精致版的成本是三百钱一册，通行版去掉了大量老百姓无法掌握得东西，只有一万两千字，成本二十钱一册。

《新道德经》之外还有两本书同时出现，其一是《治国论》，其二是《三尊道经》。

在《治国论》中。刘协正式在老子思想的德治基础上。引进了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地思想。

马基雅维里是欧洲在博丹、霍布斯、胡克、洛克出现的一位并不为人广知的思想家，但他确实是欧洲国家概念的提出者。在thPrinthDiscoursesTituLivu两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国家的基本概念和德治学说，正是在他的思想被欧洲各国王室接受后，欧洲各国的版图才稳定下来。

在《治国论》中，刘协第一次以大汉帝国正统也是唯一的皇帝身份出现，他提出大汉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构，它涵括一切，所有组成部分都要服从中央。国家中地任何宗教、信仰和民族机构都要服从帝国管理者，国家涵括领土范围内的一切权威，在领土范围内，不存在高于国家的权威。

州治略府和商社、家族、个人都是大汉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根据大汉帝国规定而成立的权力结构或者自愿团体。

强调因为有大汉帝国才能有大汉皇帝，如果皇帝没有能力代表大汉帝国利益，那就要在皇位继承人中选择更优秀的人担任皇帝，并提出帝国双重商议制，皇帝必须符合大汉皇帝九禁条约，在皇帝能力不足地情况下，一旦其能力不足情况达到皇帝九禁条约标准时，中央皇廷、中央统帅府地次一级官员及御府三总祭、统帅府参谋院总祭、和中央治略府三公达成一致，可以在皇帝合法继承人中选择最优秀的继承人，但人选必须有皇室内部决议，在新皇帝继承者选出后，原任皇帝必须正式禅让。

皇帝九禁条约为：一、凡大汉帝国皇帝，必须统领禁军、大汉帝**（汉军）、驻防军保卫国家疆域，如在疆域失守二十年内未能夺回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帝国双重商议；二、凡大汉帝国皇帝，必须确保道教及道家正统地位，如遭遇内部或外域其他学说挑衅，不能维护道教及道家正统地位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帝国双重商议；三、凡大汉帝国皇帝，任内遭遇外国或其他文明。选择闭关自守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帝国双重商议；四、凡大汉帝国皇帝，必须行使正常监督中央治略府权利，如国家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必须执行中央治略府三公更换事宜。如用人唯亲不更换者，属于九禁条约内失职，必须举行双重商议；五、凡大汉帝国皇帝合法继承人，必须为现任大汉皇帝嫡系子兄侄叔。首选子，次选兄，后选侄，最后人选为叔；六、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必须确保年纪超过二十周岁，在中央太学府太学别院学习时间超过六年，在禁军服役时间超过三年。七、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任前必须在草原、海洋、山地三种地形下各执行禁军兵役一年或以上；八、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必须系统学习道家思想，学习法学、儒学理论。系统学习财经学、数学、理学、兵学、管筹学、水利学、农学、商学、工学，初步学习天、虫兽学、建筑学、地理学、组织学；九、凡继承大汉帝国皇帝者，必须能够继承道教教主之责。

强调大汉帝国在道德上是中立地，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大汉帝国并没有像老子、孔子或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国家是提高公民道德品质或促进其潜力发展地工具，恰恰相反，《治国论》隐含表达了握有国家权力的人可以追求任何符合帝国利益的目的。

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追求更大地国家利益。而不是简单的统治百姓，大汉帝国皇帝的权力是道所赋予的，他地责任是追求更大的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内所有民众的合法利益。

国家利益开拓的根本就是为了国家内部的皇帝、朝廷、商社、家族和民众个人利益的扩展。国家的疆土不仅有土地也有海洋，凡大汉可以抵达之地且无国家者，其地连同海域皆归属大汉，地上居民皆属于大汉子民，凡符合大汉国民标准者，授予国民认可。

《治国论》确定法家存在的根本。人都具有利己性，个人、官员、家族、甚至皇帝都具有利己性，大众的利己动机表现为对安全的追求，朝廷官员地利己动机则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代表国家利益的就是大汉皇帝，大汉皇帝的责职就是平衡所有个人和个体及国内组织之间的利己动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治国论》强调了对于民众的道德素养的培养。并且明确表明在道德腐化的人民中间。难以维系良好地政府。批评儒家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使得人们过于谦逊而且软弱。容易被心怀叵测的人算计。

大汉帝国民众应该具备的道德是《新道德经》中的国民论，只有强大的国民才能最终维系了强大的大汉帝国。

同时，国家管理者——皇帝和中央朝廷也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但这种道德是片面的，在对待其他国家及其民众时，必须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先，而非道德为先，衡量这个标准地就是税收，只有按照大汉帝国的法律向国家纳税的自然人才是大汉帝国的国民，只有和大汉帝国缔结同盟条约的国家才是大汉帝国的友邦，才有资格得到大汉帝国管理者地道德对待行为。

能够成为大汉帝国地国民，除了纳税关系之外，其生存地也受到限制，任何出身在大汉疆域内的人，且认同大汉帝国皇帝，愿意遵守大汉帝国法律，并向帝国纳税地人才可以成为大汉帝国的国民，在大汉帝国疆域外出身的，如果父母为大汉帝国国民者，自动承继大汉国民资格；如果父母非大汉帝国国民者，出生地在大汉疆域外，需要纳九十斤黄金者，并得到大汉朝廷的认可，才可以成为大汉帝国准国民，在纳税时间超过十年后，可以成为大汉帝国的国民。

《治国论》和其他书籍不一样，它是限制印刷的，只有朝廷各郡县太守、州治略总督、中央治略府各级官员、统帅府偏将以上的将领和大汉各大学府、学院祭酒和主流学者才能够得到。

和《治国论》不同的是，《三尊道经》则大规模地印制。《三尊道经》是道教信徒中大量发行，但这要缴纳教费的，其中详细记载了道教的各种神迹，通过《三尊道经》对以往的所有道教典籍进行整修，依然维持大道之道法自然之说。

在道教宇宙观中。神创的是道，道生宇宙，宇宙生万物，神也有无数神。但都为次神或末神，真神只有三尊，三尊掌管天界三境，一曰天界乐境，二曰天界福境，三曰天界无上圣境。

次神有一百零八位，末神三万六千位。人，无来生，无后世，宇宙化人。人生有三，天上者为善人，乃人之上者，地上者为妙人，无善无恶，亦善恶一念之间者，地下者为恶人。

次神德孝善君掌地界苦境，凡无德不孝者，有财而不好施者。凡妖言惑众造反者，离地而落入地界苦境，三百年苦刑可升天；

次神仁义法君掌地界痛境，凡无仁无义者，凡杀道教信徒者，不守国法者，离地而落入地界痛境，八百年痛刑可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