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交通必须先行，所以我将改善云南的交通，修建一个覆盖全省的铁路网。还要鼓励实业，尤其是工业。我希望五到十年时间，可以在云南实现工业化。”

提到建设，赵泽勇则是很有话说，而且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这时候又一个记者抢过话头道：“我想问问您，通过您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这是不是说明，民国后我国的科技取得了极大的提高，已经接近和赶上了世界前沿呢。”

终于问道了诺贝尔奖这个正题。

赵泽勇认真想了想道：“这并不能联系到一起，诺贝尔奖和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并不能相提并论，本人侥幸获奖只能说是一个个案。”

记者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赵泽勇借口繁忙结束了这次突如其来的采访。

赵泽勇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把这次采访太当回事，可没想到却给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当这些记者回到报社后，开始撰写稿子，他们还真是什么都敢写，怎么扭曲就怎么写，怎么能吸引眼球就怎么写，怎么拉仇恨就怎么写，反正是就是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各种春秋笔法都用上了。

上海某报报道：“云南省长、诺贝尔奖科学家赵泽勇先生表示，五年时间完成云南的工业化，实业救国，先实业救省。”

天津某报道：“工业强省意欲何为，云南军阀已经出手。”

广州某报道：“实业救国，白日迷梦耶？沽名钓誉耶？”

香港报纸：“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科学家，对国家科技能力持批判态度，表示本人获奖不代表中国！”

文人是清高的，文人是世俗的，文人是好斗的。

这一系列报道，彻底惹怒了中国的专家学者名士们，北京一些工科学者立刻指出，五年实现工业化完全是大话空话，表示这完全是在空谈，警告大众空谈误国的害处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赵泽勇的工业认识大肆批判，例举各国工业化实例，无一不是经过百年积累，即便是日本也是有五十年明治维新之功。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化则更加困难，几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奉劝赵泽勇还是去自己熟悉的领域，踏踏实实的做学问，别有了点名头就钻入政治泥潭做权力的美梦，奉劝赵泽勇别被权力所迷惑，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天津一些学者则痛斥赵泽勇借口实业的幌子，实则是在发展军工，野心昭然若揭，十足一个南方军棍，解题奉劝南风放弃武力暴动的做法，和平谈判才是中国的未来。并大胆预言，赵泽勇不过是南方又一个唐继尧，又一个孙中山而已。

广州则完全刻薄的表示，赵泽勇完全是在沽名钓誉，他一定是跟经常在广州闹腾的国民党一个德行，以各种名义不断的发动战争，实业救国要么是一个美梦，要么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幌子，甚至有可能是借口，来横征暴敛的借口。

香港人则痛斥赵泽勇忘恩负义，稍有成就就忘却祖国，典型的数典忘祖。中国科学家获奖，却不能代表中国，这实则是赵氏个人的悲哀，也是祖国的悲哀，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悲愤和耻辱。

“这些家伙在鬼扯什么，难道他们就不懂实地调查吗，老子什么时候横征暴敛了，各种捐税都免了，厘金也废除了，现在税收少的可怜，这些难道他们都看不到吗。还有，中国怎么就不能工业化了，中国人差了什么。还有我怎么就唐继尧了，我唐继尧你全家。数典忘祖，忘你妹啊，谁能比香港人更数典忘祖，殖民被殖民傻了都。”

赵泽勇看到这些报纸，怎能不怒，他却是不明白这正是媒体的本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学会适应的。但是此时赵泽勇显然没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觉悟，立刻就下令，以后不要放什么奇奇怪怪的记者进来，自己再也不接受采访了。

之后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赵泽勇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后，媒体似乎也对他失去了兴趣，报道的文字慢慢几乎绝迹，好像中国就没有这么一个人似的。这确实很奇怪，但是这是一种现象，要知道当时知道中国人拿到了诺贝尔奖的时候，媒体的热情可是疯狂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但是当知道了赵泽勇的真实身份后，反而不怎么在意这个诺奖身份了。

很显然诺奖科学家完全被军阀的背景遮挡住了，要是赵泽勇只是一个平常科学家，那么必然受到媒体的热情追捧和纯粹赞扬，可赵泽勇是一个军阀，这个敏感的身份让媒体反而对他获奖的事情没了兴趣，但是作为军阀赵泽勇又是一个不出彩的军阀，既不会经常通电闹事，又不会沽名钓誉，更加不会时常高调的要讨伐这个，讨伐那个，反而显得非常低调，一心只搞建设，这根本就让自己失去了新闻价值，从而失去了媒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