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九十六、针锋相对

在兰封战役结束后，中日双方在开始调整布置，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

虽说中**队暂时扼止住了日军在兰封一线的进攻，但是中**队参战各军也已筋疲力尽，无力向鬼子发动进攻，双方也就开始为后面的大战积极的蓄积力量。战争双方高层的目光都同时放到了武汉。

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早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蜚声中外。自星空俯视，宛若一翩翩彩蝶起舞于大江水系之间，素有‘江城‘之名。

据考证，数千年前此地即有先民居住。在市郊黄陂县发现的盘龙城遗址，系距今约3500年的商代宫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早在明朝，汉口即列位天下‘四大名镇‘之一，往来熙攘，交易繁忙，商贾云集，誉为‘楚中第一繁盛‘，成为商品集散重地，有‘货到武汉活‘之说。

清朝中后期，武汉成为我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长达数十年间对外经贸总额列全国次席，仅低于上海，人称‘东方芝加哥‘。武汉也是我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之一，著名的‘汉阳造‘在旧时代的中**人当中一度风靡。1837年，身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在武汉严禁鸦片，系后来波澜壮阔禁烟运动之创举。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一举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浓一笔。1986年12月，武汉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可谓实至名归。

武汉是江汉平原上的一颗明珠，地居中华腹地，战略地位重要。此处水网纵横、湖泊遍布、港湾星散，扼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连南北陆路之要津，自古以来即是兵家必争之地。

武汉在夏代属荆州，秦时属南郡，在汉朝属江夏郡，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即发生于此。‘武昌‘之名即起于三国孙权时，源于‘因武而昌‘之意，其在军事战略上的意义由此可见其一斑。人云，属‘襟带吴楚，东下可以制长江之命脉，西上可以杜川、湖之门户，又渡江而北，右可以扼山南之肩背，左可以捣中原之肘腋‘之地。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的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

这是武汉会战期间流传在大江南北一首为人广为传唱的歌曲的歌词，名字就叫《保卫大武汉》。歌词作者郑律成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众所周知的《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作品也都是他的创作。

歌词虽短，却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发生武汉会战的背景原因。

南京失陷之后，重庆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陪都，但实际的抗战首都却一度在武汉。除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办公机构，以及监察、司法、考试等部到了重庆之外，包括军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教育部、卫生部和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四大银行、邮政储金总局等在内的重要的、关键性的政府机关职能部门，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正面战场最高决策指挥机构等，都是直接迁往武汉办公。此外，各国驻华使节也都是移至武汉。

因此，会战爆发之前的武汉事实上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抗战的中枢。正如日本大本营在制定此次作战计划，解释其作战目标时所言，‘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

正是基于当时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武汉成为了抗日战争初期阶段各方关注的中心和焦点。正如1938年1月11日最高当局在第一、第五战区团以上军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所言，‘自从上海、南京失守，我们惟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

决心已下，战争双方高层开始了运筹决策。

先说汹汹而来的日本侵略者。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总方针是‘速战速决‘。

自从入侵中华大地之始，日本大本营在力量和资源使用上就已经有了捉襟见肘之感，其战争总体潜力难以充分满足日本军国主义者巨大乃至疯狂的侵略野心之需。因此，在日本战略决策者看来，侵华战争宜速决，久拖不定将极大消耗日本侵略世界、扩张称霸的实力。

日军参谋本部在改订的《帝**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以制敌机先采取攻势，谋求速战速决为原则。因此，陆海军须迅速击溃敌方野战军及主力舰队，并占领必要地区。其次，随着战争的发展，或鉴于外交上的关系，以一定的兵力准备占领政略上的据点‘。作为急先锋，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日本陆军省就提出：‘中国事变必须于1938年内大致结束‘。陆相杉山元、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植田谦吉等纷纷狂言，‘中国事变有一个月左右就可了结‘、‘3个月便可解决中国‘。

战后解密的日军文件显示，‘大本营陆军部自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了攻占汉口作战和为切断补给线路的攻占广东作战。在与汉口作战有关问题上，大本营陆军部就以下意见进行了讨论，攻占汉口和攻占广东同时进行呢，还是在本年内仅限于进行广东作战，汉口作战放在明年以后再进行。然而由于考虑到，当发生对苏作战时的兵力运用问题和船舶资材的不足等原因，而在5月底决定了在今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接着就进行广东作战的方针。‘

此计划在1938年6月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得以最终确定，以实现‘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致于本年达到战争目的‘的目标。日军在1938年7月制定的《以秋季作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将上述决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这显然是痴心妄想。

照此黄粱美梦般的‘思路‘，汉口作战（日方对武汉会战的称谓）被日本大本营认为正是一个‘结束战争的最好机会‘，占领汉口‘就能支配中国‘、‘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战争智囊机构昭和研究会也建议认为，‘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东(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此外，要集中全力‘尽量缩短汉口作战时间‘，‘以初秋为期，占领汉口‘。

在承认‘攻占武汉和广东，再加上政治谋略工作，能否使蒋政权屈服，尚无把握‘的同时，日本人也为自己的妄想反复打气，其基本‘依据‘包括：‘早日解决中国事变是陆军省部的一致希望‘、‘即使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这是第二部(情报)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海军也积极主张，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此外，‘为了对重庆进行轰炸，占领武汉周围也是很有必要的‘，而‘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作战‘、‘估计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等等。

会战在即，武汉会战中方统帅部对日军的作战计划进行了预先研究和判断，结果认为，日军最可能采取两种作战方案，一种是‘避开九江的正面，以主力向星子附近登陆，进犯南昌指向长沙与岳阳、蒲圻、咸宁，遮断粤汉铁路，以大迂回的战略行动来包围武汉‘，另外一种进攻武汉的方案，由于花园口出黄河决口，对日军自武汉北面来犯受阻，因此进攻很可能取‘溯江直上‘之势，即沿长江两岸取‘大包围‘的态势，其中一路沿长江两岸，在优势空中水面力量配合下，自东向西向武汉地区进攻；而另一路则 ‘由皖北分道西犯，截断平汉路,突破大别山，以进逼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