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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阮文昌感觉自己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丝毫没有灵魂。

每天都要战斗,规模从数十到上百人不等。军方给难民们配武器弹药,军人们驾驶卡车驱赶武装难民朝废弃城市展开一次次进攻。无论投入多少兵力,结局总是失败。那些原本是人类的丧尸丝毫不知道什么是疼痛,子弹打在身上根本毫无知觉。它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怪物,残存的生物本能除了吃人,就是不顾一切抱住其它活物乱咬。

直到过了很久,阮文昌才知道,丧尸这种东西唯一的弱点,就是头部。

比起丧尸,军方的高压政策才是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每天都有拒绝服从命令的难民被杀,军营内外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尸体。他们衣衫破烂,死状凄惨。由于天气炎热,尸体腐烂度很快,空气里随时都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无人收敛的尸体就这样随意抛弃,它们很快被蚊蝇的幼虫占据,尸块残骸表面爬满密密麻麻的白色肥蛆。数量之多,简直令人头皮麻,甚至就连最喜欢虫子的鸟类也远远避开。

阮文昌亲眼看见过,一只贪食的乌鸦因为飞近腐尸啄食肉蛆,不小心被顺着足爪攀爬的蛆虫绊倒。可怜的乌鸦立刻被成百上千只蛆虫淹没。那些肥滚滚白腻腻的虫子在乌鸦身上乱拱,绵软的口器当然无法啃动乌鸦的身体。然而,它们却以无比庞大的数量将乌鸦摁倒,活生生窒息。然后,默默等待这只黑鸟腐烂,成为自己新的肉食。

如果仅仅只是对抗丧尸,残酷恶劣的环境倒也勉强可以忍耐。可是难民们需要面对的敌人不仅仅是病毒,还有那些原本应该保护自己,却在灾难与死亡面前站到了对立面的军人。

军营里的军人数量并不算多,大约只有近千。他们统治着多达数万的难民。配的食物和饮水都很少,每天都有很多女人被召入营区以供寻欢作乐。由于难民们都被编组,以连坐的方式互相监督,一旦有人逃亡,剩下的同组成员就要接受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局面只能是越来越糟,人们对“胜利”之类的话题也逐渐失去信心。

诱暴乱的原因,是一名上尉酒后对某个孕妇的虐杀行为所导致。他乘着酒兴,驾车冲进难民营,揪出一名孕妇,用匕破开对方的腹部,挑出六、七个月大的婴儿,然后兴冲冲的驾车离开。

这种野蛮残忍的做法,使附近的围观者彻底震惊。难民们纷纷相互打听并传播消息,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最终确认上尉的做法其实是故意的————他当天与其他人喝酒,却没有足够的下酒菜。百般无聊之下,忽然萌出红烧婴儿肉之类的想法。据说,当天共有六名军人参与聚会。他们分食了那盆新鲜的炖肉,没人觉得不适,也没人恶呕吐,却一致认为那盆肉鲜美可口,爽嫩无比。

孕妇的丈夫弄来很多大块的木柴,摆成焚尸架,把腹部洞开的妻子尸体放在木柴堆上。在这个过程中,多达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人们围站在四周,看着那个沉默的男人用火把点燃柴堆,看着面目全非的尸体在火焰深处被烧至焦黑,人油从尸体表面溢出,流淌到燃烧正旺的木柴表面,出“滋滋”的响声。

没有人牵头,也没有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当死者丈夫拿起突击步枪,带着无神的面孔慢慢走向不远处军营的时候,几乎所有难民都跟在了后面。人们手里拿着武器,朝着每一个他们认为值得射杀,被憎恨的目标猛扣扳机。

就这样,在短短一夜之间,看似牢固的统治彻底崩溃。

阮文昌逃到了文罄附近,在红河边上扎了一个简易窝棚。此前噩梦般的遭遇,使他再也没有了前往北方大国避难的想法。阮文昌毕竟接受过高等教育,他分析了目前已知的种种情况,认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而不是专门针对越南一个国家的危机。既然如此,呆在这里可能要比前往异国更安全。至少,我对自己的家乡很熟悉,也不用为了食物和水愁。

渐渐的,在河边定居下来的难民越来越多。除了本国的逃难者,还有一些操着北方异国强调的陌生人。他们非常友善,每个人都拥有在乱世中足堪大用的技能。在阮文昌的窝棚旁边,就有一对讲中国话的兄弟。哥哥是医生,弟弟是熟练的机械修理工。凭着几句简单的日常对话,他们很快融入庞大的难民团体,逐渐成为其中不可缺少,也渐渐被众多难民认可,甚至尊敬的人。

阮文昌一度怀疑这两个人可能是中国间谍。后来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对方从未宣扬过关于国家主权之类的东西。他们和普通难民一样,每天都在为了衣食忙碌。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不过是草药,简单的外科包扎还可以,大手术就绝对不行。由于缺少医疗器械,医生甚至用菜刀对一个诊似急性阑尾炎的病人实施剖腹切除。虽然没有弄出人命,可阮文昌毕竟在医院里担任过半年党委书记。以他的眼光,不难看出病人其实患有肠胃炎,根本不需要白白切除阑尾。

他们对周围的难民很热情。

渐渐的,说中国话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让阮文昌觉得惊讶。因为那些人和自己一样,都曾经是越南国民。阮文昌下意识的认为是彼此之间加深认识的语言学习。直到某一天,医生找到自己,微笑着拿出一管针剂的时候,阮文昌的世界才真正产生了变化。

只有“工蜂”才会主动学习汉语。在彼此同为一个族群成员的情况下,语言同化的度极快,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廖秋是新安沛基地市的最高指挥官。当然,“新安沛”这个名字,目前只存在于5o5集团军的机密档案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从最初决定派出“工蜂”建设“新蜂群”开始,前后共有七百多名“工蜂”进入越南国内。特殊强化体质使他们在遭遇危险的时候足以自保,密切的联络在困难时候能够相互支援。这些先遣“工蜂”没有选择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是以田地广袤的村庄建立展基点,以食物、饮水、安全吸引到足够数量的难民之后,再逐渐进行意识转化。

这是一个以几何度倍增的过程。尤其是像阮文昌之类的越南平民转换达到一定数量后,新建“蜂群”的扩张进度也会迅提升。至廖秋带领新编7o沛穿越国境的时候,重要城市越池与国内的铁道线已经畅通无阻。阮文昌甚至组建了一支两万余人的工程队,在预定的新安沛基地附近开始建造城墙。当廖秋部队抵达后,短短一周的时间,已经建立起完备的初级防御工事。

阮文昌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叛国。他不想死,他必须活着。潜意识当中,成为“工蜂”的阮文昌已经对“蜂王”产生强烈认同感。在这种单纯以生物信息为支配的思维灌输面前,人类固有的很多理念轰然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强烈集体意识,以及个人对集体的贡献欲望。

聚集在新安沛基地附近的难民越来越多。一周统计下来,新增难民数量已经突破六万。如何处理这些人,就成了阮文昌和廖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让他们尽量迁往北面。”

廖秋扔掉手里的香蕉皮,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认真地说：“在孟东和青湖（越南城市）地区,还有两座基地市也在建设。有了充足的工作机会,意识转化度也会更快一些。另外,要强化对这些人的筛选,抗拒理过于强烈的对象要坚决剔除,用不着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阮文昌点了点头,不无忧虑地说：“我们对民众的管理方式,与你们国内不太一样。虽然同样都是军队,我们要求平民绝对服从军方的命令,所有人都必须编入武装部队。这种准军事管理对难民的人身自由限制极大,部队驻扎点其实就是居民点。想要得到更多难民,就必须与军队生交火,甚至可能引战争。”

“战争？”

这番话使廖秋不由得笑：“现在不就是战争期间吗？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生物战争。”

阮文昌也颇为尴尬地笑了起来。他终究是越南人,虽然转化为“工蜂”,部分意识仍然停留在过去,考虑问题仍然有着固定思维的局限。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张。当然,套用和平时期的特定术语,就是侵略。”

廖秋淡淡地笑着,脸上始终充满自信：“河内周边没有太多的防御设施,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打通前往海防的铁路。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打到岘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