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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是在1982年被定为基本国策的。

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是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时间。

当时，明水县流行三句话，凡是超生的，让你“种地没坡、睡觉没窝、吃饭没锅”，意思是只要你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收你的承包责任田、卖你的粮食牵你的牛，甚至连你的房子都可以卖。发展到后来，甚至实行株连政策，小两口超生了，跑了，乡、村干部为了能够让超生对象老老实实回来接受处罚，就开始去超生对象的公婆家牵牛、装粮食，甚至卖房。这招如果还不管用，就去岳父岳母家牵牛装粮食，进而罚七大姑八大姨家，直至超生对象老老实实回家接受处罚为止。许多人家原本很殷实，仓里有粮，兜里有钱，就因为多生了个孩子被罚得穷家荡产，沦为贫困户。

没办法，计划生育政策太严厉，动辄要追究责任，因为别人超生而让自己的官帽被摘，干部们自然是不干的，各种手段也就无所不用其极。

乡镇一级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也是责任追究的被追究对象，压力最大，干的事情最多，和群众的积怨也最深。

据说，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逢集的时候，都搬把椅子坐在乡政府大院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过往行人中的大姑娘小媳妇看，以图从中发现大月份、小月份的女人。

大月份、小月份是计划生育的专有名词，大月份指的是怀孕6个月以上的妇女，小月份指的是怀孕三个月以下的妇女。

这个乡镇党委书记是全明水县、甚至是全水泉市的优秀乡党委书记，多次受表彰。据说，他在会议上要求干部们苦练计划生育基本功，说是只要一个女的从眼前走过，第一眼就要看出这是个黄花闺女还是媳妇；如果是媳妇，要看出是否怀孕；如果怀孕，要看出是大月份还是小月份。

怎么区分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这个书记说是看走路姿势。走路两腿夹的紧的，说明骨盆未开，是黄花处子；走路两腿间间隙大的，就是小媳妇，那是骨盆开了的象征，最起码是被破了处女身子的未婚女青年。

对于大月份和小月份，当时的政策是有区别的。超生的小月份拉到计划生育指导站或者乡镇卫生院强制做人流，大月份一旦被发现，为了防止逃跑，拉到乡镇计划生育指导站或卫生院后，先打针，保证胎儿变成死胎，然后再做手术。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也导致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比如弟兄两个，为了分家产闹蹦了，嫂子发现兄弟媳妇计划外怀孕了，或者是兄弟媳妇发现嫂子偷生，说不定就会悄悄的去举报，让镇里的包村干部、计生小分队赶过来处理。这一处理，兄弟两个那就彻底闹翻了，仇上仇冤上冤，见面恨不得把对方掐死！

还有，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和处罚，有的夫妻干脆就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投亲靠友。但是，到外地农村投亲靠友不能长久，躲不过当地村干部警惕的眼睛。只有逃到城市里去，才相对安全一些。黄宏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说的就是这事儿。这些人一逃到城市去，没有户口，很难被找到，为了养家糊口，打零工、做小买卖。其中有的人还因祸得福，随便搭的简易房，后来成了拆迁房，捞一笔补偿款。还有的在城市开小饭店、做小买卖，比城里人还富有。当然，这都是幸运儿，更多的则是一把辛酸泪！

这些事情放在后世，听起来都是毛骨悚然的事情，但在八十年代则是司空见惯，神州大地都在这样搞！

这个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推行计划生育初期那种惨烈的土政策、土办法早已被制止了，但是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在各级目标考核中属于一票否决项目，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那是高度重视的！

陈观是73年出生的，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已经懂事儿了，等于是从头见识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威势。只不过现在的陈观，受了四年大学教育，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严苛性不以为然，觉得实行计划生育是必要的，中国人口多，无限制生育的话，必然是人满为患，吃饭穿衣问题都解决不了，更不用说什么发展了。但是没有必要那么机械，非得只生一个好！如果夫妻两口只生一个的话，就象自己家一样，独生子，连个兄弟妹子都没有，遇到事情没人帮忙，想要个帮手都找不到，这能好么？好他娘个蛋！

配合镇里搞计划生育集中检查，不管陈观怎么想，都得执行。大形势在那里放着，乡镇的中心工作除了收取乡提留村统筹，就是搞计划生育了。派出所配合镇里搞计划生育，那是镇党委的要求，必须得配合！

崔莹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搞计划生育大检查，是因为此时正是秋收时节，人都在地里忙活，容易找到那些超生户。同时，此时已经进入第三季度，搞大规模集中检查，有利于迎接年底的全县、全市计划生育大检查！

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崔莹正处于提拔的关键时期，要是计划生育搞不好，出了纰漏，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