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明显是冲着韦家的遗产来的，县令受贿几乎可以断定，可这不影响判决的结果。受不受贿那属于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杨生用了法律不承认的方式，抢走了韦女，这就是强抢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个诱拐，并不过分。法律不能因为人的动机，而对案件本身产生差别对待，法不诛心。

又有人反驳：“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各地风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论。”

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封建社会，封建族权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实行家法，家法与国法有很大冲突，因为目的不同，国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家法只关心一家之兴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长以家法杀人，比如对家族里的寡妇偷人，浸猪笼沉水塘，官府不太干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国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设法藏匿，经常与官府冲突。

风俗介于家法与国法之间，一般情况下不会跟国法冲突，毕竟风俗也是导人向善的，可因立场和目的不同，在细微处就有了差别。不能因为共性的不冲突，而否定差别时候的优先性，刘知易认为，在国法与地方风俗出现冲突的时候，应以国法为准。

在推及开来，刘知易还觉得，这是一个海洋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区别。刘知易考过司考，学的当然是大陆法系。他站大陆法系，因为这是国情。海洋法系诞生于部落时代发展而来的民族国家，同一个部落，风俗相同，因此可以让不专业的民众参与审判，便于平息民愤。大陆法系诞生于帝国形态的国家，管理的民族众多，风俗各异，让民众参与，以风俗判决，容易产生纠纷，同样的案子，在某地一个判法，到另一地会是另一个判罚，不利于和谐。另外大陆法系本身，就是帝国进行移风易俗，统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显然属于大帝国，适用于大陆法系。

刘知易马上道：“倘若判决依托风俗，那么杨生案在越郡审判，杨生抢亲是风俗，可以不算诱拐。那么放到京师呢，假若韦家叔父来京城告御状，是不是这风俗就不作数了。诸位在太学辩法，是不是也该依京城风俗，不认抢亲风俗？”

刘知易驳斥有力，奈何对手众多，依然有不服气的，而且激荡起了法家气势。

刘知易感觉到一股股强烈的压力开始影响他的心志，许多杂念在他心中激发，“是的，风俗应该被遵守”“法理不外乎人情”“杨生韦女，两情相悦”“判决杨生，就是纵容恶行”。

刘知易运转法家真气，真气运行也激发出一股气势，这气势中内含着他的信念，“风俗可以被遵守，但必须是在法律之下，假如风俗是烧杀抢掠，也要遵守吗？”“法理不外乎人情，法理还要超越偏狭的人情，法理必须在人情之上”“两情相悦，自然可惜，但良贱不婚，保护了更多人，法律永远是保护最多人的，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个案”。

每个人的气势不同，气势的共性还开始发生共鸣，凝聚成更有威势的气场，两股不同气场，在徙木斋中互相碰撞，同时辩法还在继续。

运转真气的法学士子，辩论起来更加激烈：“京师有风俗，可榜下捉婿。外地并无此风俗，曾有地方土豪，乡试捉婿，对方不从，乃至发生命案者。此案当地郡守审理，判决捉婿者无罪。地方可以遵从京师风气，京师就不该遵从地方风俗？”

这个案子，刘知易知道。在南湖郡有一个地方土豪，女儿刁蛮任性，在当地风评不佳，到了婚配年纪，无人敢娶。焦虑的老父亲就想到了京城风俗，决定效仿。在乡试放榜日，派家丁在榜前蹲守，见有士子考中秀才，派家丁邀请。结果士子一听是这家，仓皇而逃，家丁边追边喊，士子惊慌，失足落水溺亡。当地郡守判决，士子是自己溺亡，与土豪并无关系，判了家丁一个过失杀人，土豪无罪。

把这件案子拿出来，就挑明了京城和地方的不同，甚至挑破了中原和边郡的不同。大夏王朝是一个封建大帝国，是中原势力靠武力统一天下，在各地推行的，上至源自中原的礼法，下至一些中原人的习俗。这是政治问题，很明显不是很公平，带有征服者强行同化被征服者的特征。辩法把这件事都拉了出来，已经上升到了法律之外的层面。

刘知易还没想好说辞，另一个士子接口道：“移风易俗本就如此，南蛮北狄西戎不通礼法，当行中原礼法。我等读书人，肩负教化之职。”

反对者也很刚，中原人向被征服的周边地区灌输礼法，这叫做教化。周边地区的风俗，那就是陈规陋习，甚至是野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其实也是事实。中原民族是先进民族，周边民族文化落后，北狄风俗喜好劫掠，西戎狡诈弑杀，南蛮盛行奴隶制，引入中原文化，确实能提高他们，但中原文化中也有糟粕，落后民族中也有优点，比如南蛮女子可以当家，北狄鼓励寡妇再婚，西戎重视通商等等。

“你所说的教化，是儒家的礼法。我法家秉持天意，尊的是天理！”

法家子弟使命感很强，始终看不起儒家的世故。

宋士杰见到辩法已经失控，抬高到了学派分歧，在辩下去就成了法家和儒家的分歧了。

马上拍桌子：“诸位同学，不可脱离本案。”

辩论继续围绕杨生案件开始，不过刘知易这边明显开始占了上风。毕竟这个案件中的双方，一方是地方县令，一方是一个寡妇，双方的水平高低明显，县令判决案件，即便收受贿赂，有明显偏袒，肯定不会那么明显，肯定会考虑法律的限制，而寡妇出的主意，完全是妇人的歪招，竟然让杨生去抢亲，杨生显然也是个没什么文化的戏子，竟然真的去了。这给了县令足够的证据，将杨生重判。实际上县令还是留了一线，他甚至可以判处杨生强抢民女，直接判个死刑都说得过去。

逐渐坚持认为无罪和不公的声音弱了下去，他们的气场也弱了下去，最后没人反驳。

宋士杰宣布：“杨生有罪，县令公道。”

这就是一场典型的法家辩法。

刘知易之前一直看得多，没有参与过，他觉得一群人争吵，太尴尬。今天亲自参与，突然发现好处多多。

通过体内运转真气，激发外放的气势，气势凝聚气场，不同气场冲突。气场又反馈于真气。相当于数十人的真气相互冲突，相互砥砺，一场辩论下来，刘知易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真气纯粹了许多。

他之前修炼法家真气，以打坐为主，磨砺真气也不过是借助别人辩法的气场，以及在书库中沉浸法家前辈留下的真意中打磨，虽然修炼了许久，可依然只是一个秀才实力。今天看来，应该是走错了路子，法就是要辩，辩法是法家修行的不二法门。

要不是来自嬴悝的压力，让他顾不上尴尬，主动参与辩法，他还体会不到这种好处。

接着宋士杰主持下，又连续辩了五个案子，都是一些很有争议的奇案。辩完之后，刘知易感觉精神十分疲惫，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其他人也都是如此，这才终结了辩论。

回到宿舍，切换成医家，继续修炼了半日。修炼医家真气的同时，搬运血气，利用医家真气能推动血气的特性，同时医武双修，事半功倍。

晚上也没有闲着，开始设计策略。嬴悝是法家名士，四品法家高手，法家除了掌院，还真没人比他境界高，别说四品了，五品都没几个，因为高品士子早就入朝为官了。

因此刘知易根本没资格与嬴悝斗气，他只能斗嘴。嬴悝不但是法家高手，而且在赢郡主持辩法，中原八郡各自为政，沿用的是分封制的古法，不像大夏王朝其他地方，大多采用的是郡县制。古老的分封制，经历了数千年，早就弊端尽显，八郡穷蹙，如果不变法，很难继续跟朝廷抗衡，被朝堂吞并是迟早的事情。

变法势在必行，可变法也阻力重重，沿用了数千年的制度，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所以嬴悝参加科举，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入朝做官，更多是为自己变法造势。因此他如果来法家挑战，一定会宣扬变法。否则他来法家，不管胜负都没有意义。

根据嬴悝一定会宣扬变法这个辩题，刘知易专注于变法内容，写了许多文案。刘知易分析了自己知道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变法结果，发现变法成功与否，与主持变法的人能力、操守的关系不是最大。成功实行变法的商鞅，从个人角度来看，并不是什么好人，十分功利，不择手段；但商鞅变法成功了，哪怕他本人被五马分尸而死，他的法制却被继承下来，反对者最多弄死他，却废不了他的法。名声好得多，富有士大夫精神的王安石变法却失败了，名声不怎么好，且不择手段的张居正也失败了。

刘知易仔细分析这些变法中的得失之后，写下了三个预案，一大早就跑去找李启演练，将这些预案一一打磨圆润，发挥自如之后，在法家官厨吃了一顿饭。

正午，接到通知，嬴悝到了，就在法家大殿至公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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