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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之战追述到吐谷浑之争、西域之争、南诏之争、河陇之争。
贞观年间，吐蕃势力开始进入西域。高宗龙朔二年（662）十月，吐蕃军队在疏勒以南地区与唐军相遇。史载：“（苏）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资略吐蕃，约和而还。”次年底，吐蕃联兵弓月、疏勒进攻于阗。咸亨元年（67０）大非川之役后，吐蕃乘势攻陷了唐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占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大部分治地。军事上失势，迫使唐废弃四镇，安西都护府治所迁回西州（新疆吐鲁蕃）。唐朝在西域实际上仅能控制自沙州至伊州、西州、昆陵都护府、蒙池都护府一线，天山以北、以东地区，塔里木盆地均为吐蕃势力所控。在西域的力量对比，唐弱而吐蕃强，处守势。
武则天临朝执政，决心夺回四镇，改变以守为主的被动局面，使唐蕃争夺西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垂拱元年至二年（685－686）、永昌元年（689），唐军二次主动出击吐蕃，均遭失败。长寿元年（692），武则天再次组集大军出击，武威军总管王孝杰、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领兵“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这次军事行动的胜利，不仅使唐朝重新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对于吐蕃的政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松赞干布死后，吐蕃大权为大论禄东赞所掌。乾封四年（667），禄东赞病死，诸子分掌吐蕃军政大权。垂拱元年（685），都松茫波杰受尊赞普尊号，大权仍为禄东赞家族所掌握。随着都松茫波杰年龄日增，对禄东赞家族专权日益不满。西域兵败，便成为赞普收回权力极好契机。圣历二年（699），已23岁的都松茫波杰首先发难，禄东赞长子论钦陵兵溃，在宗喀（青海湟中县）自杀，其弟论赞德率千余人，其子论弓仁率吐谷浑7０００账降唐。结束了持续近半世纪的禄录赞家族贵族专政的局面。
自武则天收复四镇至安史之乱的半个世纪，唐朝在西域地区仍保持优势，只在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一带）与吐蕃发生过战争。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西域、河陇军力空虚，吐蕃乘机卷土重来，兵锋首指河西陇右地区。广德元年（763），陷凉州，陇右、河西诸郡大部分地区为吐蕃所占，安西四镇和伊、西两州、北庭等地与中央政府联系被切断。建中二年（781），沙州失陷，西域更处于不利境地。虽然回纥助唐抗吐蕃，并开通了“回纥”路，但并未完全扭转唐在西域与吐蕃争斗中的劣势。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吐蕃复攻回纥，北庭、安西无援，相继陷于吐蕃。自此天山北路同河西地区的吐蕃势力连成一片。
开元二十七年（739），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迁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诏。南诏政权的确立。唐朝的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唐朝所以支持南诏，则是源于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控制权。南诏建立之初，皮逻阁奉行对唐和好政策，唐朝抵制吐蕃的目的部分实现。但由于边吏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南郡太守（原姚州都督已改州为郡）张虔陀狂妄昏庸，无视吐蕃咄咄逼人威胁的存在，一味抑制南诏，致使矛盾激化。
天宝七年（748），皮逻阁死，子阁逻凤继位。张虔陀先是利用阁逻凤是皮逻阁继子，企图在王位承袭上，用皮逻阁嫡子诚节取代，打击亲阁逻凤势力。张虔陀还派人辱骂前来谒见的阁逻凤，甚至侮辱随同前来的阁逻凤妻女。阁逻凤又闻鲜于仲通已率兵8万分3路进军云南，终致逼反阁逻凤。天宝九年（75０），南诏兵先发制人，出兵攻下姚州，杀张虔陀。次年鲜于仲通率大军进抵曲靖。阁逻凤本意并非要与唐决裂，此时遣使谢罪请和，表示愿遣返俘虏，赔偿损失，南诏使者陈诉：“往因张卿（虔陀）馋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交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二城复置，幸容自新”。并告：“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自持兵众，率军进逼洱海，另派大军绕道点苍山，以图腹背夹击，歼南诏主力。阁逻凤在唐军压境下，派人到浪穹求援吐蕃，并请归附。这正是吐蕃所期望的。天宝十一年（752），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册封阁逻凤为“‘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南诏得到吐蕃支持，联兵合击，唐军复没。此为南诏与唐间的第一次天宝战争。
此时正逢杨国忠为掩盖鲜于仲通的失败，继续备战。于天宝十三年（754），又命李宓领兵1０万，再征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补给困难，士兵又不习水土，疾病流行，不战自溃。南诏乘机追杀，“兢角兢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汉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师沉江”。李宓战死，全军覆灭。第二次天宝战争又以唐军惨败而告终。两次战争唐军死亡约2０万，军费耗大，元气大伤。次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力顾及南诏，吐蕃实现了多年想控制南诏的目的。至德年间（756－757），吐蕃趁安史之乱，联兵南诏夺取巂州（西昌）、会同（会理）、台登（泸沽）、昆明（盐源），进据清溪关（大渡河南），直逼川西平原，威胁成都。
天宝战争是唐朝错误政策所造成，南诏反唐归吐蕃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代宗大历元年（766年），阁逻凤在南诏王都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所立之德化碑上，记述被逼反唐的苦衷，阁逻凤对国人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唐代政治家李泌曾中肯地评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
天宝战争后2０年间，唐朝与吐蕃在河陇和四川地区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南诏受吐蕃役使参予了这一争夺。
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吐蕃联兵南诏，分3路攻唐之剑南道，企图夺取成都，唐将李晟率兵反击，大破吐蕃南诏联军，南诏伤亡惨重。吐蕃不顾南诏怨恨，借其王位交替，加强控制，改封南诏王为日东王，改兄弟之邦为君臣关系，并在南诏设置营堡，每年要南诏派兵镇防，又对南诏征收很重的赋税和劳役，使双方矛盾加深。异牟寻深感依附吐蕃的害处，当时受南诏王宠信的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异牟寻进言：“中国有礼仪，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戌劳，利莫大此”。异牟寻同意此议，但只在暗中谋划，尚不敢公开反对吐蕃。
恰在此时，唐朝也在调整对南诏的政策，贞元三年（787），德宗终于采取了宰相李泌提出的“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谋略。李泌虽不久病逝（789年），但他的南通云南，以“断吐蕃之右臂”的计划，具体由西川节度使韦皋付诸实施。
韦皋首先招抚东爨首领，通过他们从中斡旋，掌握异牟寻意欲归唐的动向。其次，激化南诏与吐蕃矛盾，并显示军事实力。贞元四年（788），吐蕃出兵10万，再度进攻成都。南诏也被迫从征，但驻兵金沙江北，按兵观望。韦皋有意将一封致南诏的信件转给吐蕃，吐蕃中计，对南诏的疑虑加深，派兵2万屯会川，阻击南诏，异牟寻怒，而引兵南归，使双方关系公开破裂。韦皋不失时机，进攻吐蕃，擒其大将乞藏遮遮。唐朝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劝诱，终使异牟寻决心归唐。贞元九年（793），异牟寻派出3批使者，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均达成都。在致韦皋的书信中痛诉受制吐蕃，汙辱先人，孤遗受欠、吞声无诉之“四难忍”，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韦皋遣巡官崔佐时于次年（794）正月到达苴羊城，异牟寻率子寻梦凑等与之会盟于点苍由。盟辞互约，唐与南诏各守疆界，不相侵犯，保持和好。南诏决不阴结吐蕃，与唐为敌。贞元十一年（795），唐朝派遣袁滋为册南诏使，正式颁发了“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和唐重修和好，在唐朝支持下，南诏发兵攻吐蕃。贞元十七年（801），异牟寻与韦皋联军大败吐蕃，生擒吐蕃军统帅论莽热，南诏献俘于唐朝。吐蕃对南诏的威胁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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