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济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质疑,尤其对“允执厥中”的看法,让刘炫一时间哭笑不得,对方以中原河南方言来解释,他无法引经据典来反驳。
允执厥中,多么玄妙的四个字,结果被杨济这么一解,刘炫满脑子就是河南州郡当地人说“中”或“不中”,上古圣人那光辉形象,瞬间崩塌。
刘炫当然不可能认输,还是坚持“允执厥中”的通常注解,但杨济的质疑很有效果,听众们已经在窃窃私语,许多人都已经出现了动摇。
怀疑的种子一旦在心里发了芽,就再不可收拾,刘炫对十六字的解释听起来有些勉强,尤其最后四个字,不是正面反驳,而是照本宣科,这更助长了听众们的疑惑思绪。
杨济的进攻没有停止,他用明代梅鷟尚书考异的内容,继续对尚书大禹谟质疑,目标是这篇书中的两句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先生!尚书大禹谟之中,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其中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一语见于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之语”
听得杨济说到了春秋左氏传,许多听众面面相觑,今日因为是刘炫讲尚书,所以他们即便带了书,也都是带尚书各篇,哪里有人会带春秋左氏传。
所以这就是考验各自功底的时候,奈何许多人还没做到烂熟于心的地步,手上空空,脑袋也没有详细内容,思绪根本就跟不上辩论双方所说的内容。
杨济用典,说的是鲁庄公八年夏,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联合围攻郕国,郕国哪里顶得住,便降了齐军,鲁国士大夫仲庆父得知后,请求鲁庄公伐齐师,鲁庄公不许。
春秋左氏传庄公八年记鲁庄公之语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
由此衍生出一个问题,左传此条材料中的“德乃降”一句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还是鲁庄公本人所说?
西晋之时,杜预将此句理解为鲁庄公本人之语,杜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于“皋陶迈种德”一句下注曰:“夏书,逸书也,称皋陶能勉种德,迈,勉也。”
依杜预的理解,鲁庄公所引夏书之语,只有“皋陶迈种德”一句,而“德乃降”乃是庄公之语。这一理解显与尚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不相吻合。
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看到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臣,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而是认为这位所看古文尚书有错漏,导致出现了误会。
杨济的质疑,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泰誓。
尚书泰誓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杨济直接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听众席里,满头大汗的孔颖达极力回想着,他看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可是不算太熟,手上又没有书,无法向辩论双方那般各种经典信手拈来。
果然,我还是书读得太少了!
孔颖达在纠结,而旁边的萧瑀也在纠结,他是读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却实在想不通杨司马举这个例子,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心乱如麻也就罢了,还有宇文理在旁扯后腿,见着这位不住问,萧瑀无奈的低声解释。
杨济所说左传中的事件,发生在东周王室“王子朝作乱”之时,周国王城后来有了东西两个王,王子朝居于东城是为东王,附王子朝者为召简公、南宫嚚、甘桓公。
某日甘桓公等人又去见王子朝,刘子刘召公很忧虑,觉得这些人又要鼓动王子期做坏事,苌弘劝他说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能谋义。接着他引用尚书泰誓中武王之语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
“啊!我知道了!”
萧瑀说着说着脑袋忽然灵光一闪,他想到了问题的关键:苌弘的说辞里,有“同德度义”四字,这是苌弘所说,并非武王所说。
而梅赜所献尚书泰誓之中,是把“同德度义”作为周武王言论记载的!
尚书泰誓在东周时便已有了,那时的人知道“同德度义”不是周武王言论,为何声称源出一体的梅赜尚书泰誓,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萧瑀想到这里,懊恼的挠着头:“我如何就没想到,如何就没想到,书还是读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