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是做什么的？”

“啊，我从南洋来，想在广州做点生意。算是生意人吧，不过比较关心时局罢了。”

“等等，”洪粤诚凝视着龙谦，“你不是生意人，更不是南洋回国的。如果连身份都不愿见告，就不谈了。送客。”

龙谦微微一笑，“哦，何以说我隐瞒了身份？”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近距离仔细端详着洪粤诚，皮肤黝黑，脑袋很大，眼睛也很大，还有一个大鼻子，显得很特别。没有留辫子，而是将长长的头发胡乱在脑后扎了个结。穿了件灰色的绸衫，脚下是一双黑布面的鞋子。

“你不是商人，而是军人。只要不是瞎子，就不会看不出来。”洪粤诚冷冷地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请吧。”

“好吧，我是军人。难道洪先生对军人有成见？”

“提督大人化装前来。又为何事？”

欧阳中和许思同时一惊，不由得互相望了一眼。

“哈哈，当真有趣。洪先生何以断定我的身份？”

“你的口音。你的举止。特别是你难以掩饰的睥睨一切的霸气，加上市井间流传的一些传说。故而知道你便是广东提督龙谦。”

“好吧，我便是龙谦。”龙谦承认了。

“龙提督是为那篇文章而来吗？”

“也是，也不是。看过先生的系列时评，一些问题想和先生做一番探讨。”

欧阳中和许思注意到，这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报馆老板兼主笔在得知龙谦的身份后毫无异状。

“哦，龙将军要和洪某探讨什么问题？”

“我看了先生前些日子那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评论。心里有些疑惑。朝廷搞洋务已经几十年了，说起来似乎也是受了东邻的影响。为何日本维新成功，国力蒸蒸日上，但我们却举步维艰？我没有去过日本，有关消息都是道听途说，而先生是实地考察过日本的，愿先生教我。”

“闻说将军生长于美利坚国，学识宏远，这是考校洪某吗？”

“不敢。龙谦乃实心求教。”

“好吧，我便说说我的看法。第一。维新基础有别，满清不具备日本的有利条件。”

“哦？”

“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而中国则高度中央集权。日本在中央集权下，地方存在着一定的分权，其明治维新前的社会结构，与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而此结构则为欧洲工业革命的温床。日本既有此温床。因此一经与西欧接触，符节相合，一个东方产业革命乃应运而生矣。其二，日本虽闭关锁国，但仍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国闭关锁国对外一无所知。”

“愿闻其祥。”

“十六世纪起，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主要是由荷兰人传到日本。因为主要是通过荷兰语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这种学问叫做‘兰学’。从1633年到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来往，只剩下长崎这个地方与中国和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但是兰学的传播，使得日本人意识到汉学的不足，也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到了1720年，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终于解除了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了解到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维新前的日本教育发达，江户末期在男子中40%~50%识字，妇女也有15%的识字率，远胜中国。

在鸦片战争被英国人用大炮打开国门前，清朝人对世界一无所知。就连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实际上对外也知之甚少。直到战争开始前，林则徐还认为英国兵到了陆上就会‘一仆而不能复起’，而他更坚信英国必须购买中国的茶叶盒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统统便秘而死。当时清朝人对外的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1862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二十年后，日本幕府派出了商船“千岁丸”号，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发现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上海居然乏人知晓，这令他身为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很有道理。”龙谦点点头。

“明治维新一帆风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顺利，而洋务运动则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日本年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极为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联合，既有基地又有武装，广大市民和农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府的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还给天皇，进行改革。”

“请先生讲下去。”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洋务运动是少数人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的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据说，恭亲王奕设立天文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最后。底层社会近代化的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朝从底层拿更多的钱，而朝廷为洋务运动新政横征暴敛却导致了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洪粤诚说的口渴，许思见状，立即拿起桌上的茶壶为他续上了水。洪粤诚对许思点点头，“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与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正是我的疑问。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

洪粤诚很惊讶龙谦的这句话，许久才点点头，“提督大人此话极有见识。1873年，明治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获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位地价的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这里的核心是地价的核定，站在官府立场，核定地价当然要极力提高，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为此。日本很是乱了一阵。但受损失的是地主而不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在满清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继位之君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重负。各地虽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间，‘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讲得很清楚。但日本下层为什么比我们更能承担更重的税负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简单的说就是公平。1878年~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公平的赋税制度，即使重一些，民众尚可接受。有一个例子，当初，英国比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而法国在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英国的社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比法国稳定的多。”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洪先生，您认为我们搞的新政运动会是什么结果？”

“很显然，清朝将走向离心分裂。”洪粤诚肯定地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埋下了后来军阀割据的祸根。随着镇压太平天国，朝廷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之称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随着中央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说到这里，洪粤诚意味深长地看了龙谦好一会儿，龙谦则面无表情。

“而日本统一的唯一道路，即废除立于封建制度上的藩和藩知事，改为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度。维新政府分阶段解除了原藩国领主占有土地和领导人民的权力。随后又通过逐步改组政府，将大量旧贵族从中央政权中排挤出去。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现代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拥有近代国家机器集权而高效的特点。我的结论：靠中世纪的底层社会，想撑起近代化甚至现代化的上层，是不可能的。”

“啊，真是痛快。先生可否给龙某一个面子？咱们搞点饭，秉烛夜谈，不宜快乎？”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好东西……”

“欧阳，你去搞点酒饭来。”龙谦下令道。